论权责统一:公共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源于公共权力“公属”和“私掌”的分离 ,解决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是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之一 ,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 ,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价值目的。因此 ,对公共权力的设置课以相应的责任规定 ,以建立权责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 ,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 ,也是公共行政合理的逻辑     

公共权力“责任”伦理内容论析

分析了公共权力"责任"伦理包含的3个层面的内容,即公共权力以不侵犯民众权利为止限(消极层面),供给良好的公共产品和维护程序正义(中间层面),"整体的善"之实现(积极层面)。认为公共权力以维护个体自由为责任本位。     

行政问责：权力之善的助推器

如何保证行政权力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和履行公共责任等"善"价值,防止它沦为政府自利、与民争利和逃避公共责任等"恶" 的工具?这就需要给行政权力课以相应的行政责任,并督促其落实.行政问责是保证行政权力扬"善"抑"恶"的有效机制,它能促进行政道德责任的弘扬、行政客观责任的履行和行政消极责任的追究,从而达到重塑公共行政价值、维护公共利益和担当公共责任的目的.     

公共权力异化的伦理规约

政府要完成自身的使命,进行公共管理和政治统治,必须掌握和运用一定的权力.政府手中的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公共权力.权力的公共性是政府权力的根本属性,是对政府应然状态的确认,然而在实然层面上,却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异化",其根源在于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从伦理学角度讲,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对公共权力进行伦理规约,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公共性与伦理"普遍物"是相通的.     

论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实现

民主政治与民主行政在本质上必然是责任政府。政府公共管理权力既有公共性,又具有自利性,是两者的统一。因此,要使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而行使,就需要以责任体制来为公共权力的自利行使限界。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应确立政府公共管理权力由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所派生的理念,并确立向人民负责的理念。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责任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根本价值尺度、做到"权为民所用"、推动政府实现诚信,并将社会可持续发展观纳入政府责任之中。     

坚持经营城市和规范公共权力运作的有机统一--福州市实施"阳光工程"的实践启示

坚持经营城市和规范公共权力运作的有机统一,是福州市实施"阳光工程"的重要启示.一是要在转变政府职能中实施经营城市战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特殊作用;改变政府管理和决策方式,强化公共权力运作的公开性、透明度和公正性;调整治市方略,坚持法德并济;注重治市效果,盘活城市资源.二是要在经营城市中规范公共权力运作,加强责任检查和追究制度建设,实行运权与"创收"相分离,坚持程序化操作,并进一步健全成效跟踪机制.三是要在规范公共权力运作中增强主体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率先垂范精神、能力素质与"服务第一"意识.     

权力之善：行政问责的价值诉求

权力之善是行政权力的本质规定。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与纠错机制,其核心价值即在于实现权力之善。它一方面通过追究权力责任防止权力异化为“恶”,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权力运行凸显权力“善”价值。     

浅论“善”与“恶”的评判者

善与恶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我们无法轻易对善恶作出判断。圣经旧约《创世纪》认为在神创造的世界,只有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才拥有智慧能分辨善恶。尼采宣称凡是增强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这些说法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都合理。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恶之动力与要求来自不正当的欲望,但是善与恶之内容与判断准则还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善与恶的评判者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权力感的增加与否,但更是如卢梭所说,是"良心"。本着良心所做的事为善,昧着良心所做的事为恶,而"好心做坏事"的定夺又值得我们思考。     

自我利益追求的"致恶"与"致善"

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究竟是导致恶还是导致善?对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究竟应该遏止还是放任?"致恶论"与"致善论"均有偏颇之处,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可能"致恶",也可能"致善".对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不能"堵",也不能"放",而应采取"疏导"之法.     

基于伦理视阈的公共信任意涵阐释

公共信任与公共不信任的本质区分在于,行为主体能否基于价值层面形成对伦理普遍性的认知、认同与践行。除此以外,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之"公"的普遍性信任,而私人信任则是基于私人生活的"圈子信任"。因而,公共信任就是思维与意志的同一,是基于伦理普遍性的道德主体性。公共信任与政府信任、公众信任、信任公共品以及公共信用诸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既属于公共信任的不同侧面,同时又是对伦理普遍性与道德主体性的不同向度的诠释。培育公共信任,既有赖于私人信任的拓展,更要铸就制度信任的伦理普遍性基础,唯有如此才会实现伦理之"公"从"概念"到"理念"的转换,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预定和谐"才有生成的可能。     

公民的监督权与政府的克制义务

研究公法,重在研究其核心——公权力,特别是如何规范公权力的赋予和运行,把日益扩张膨胀、专横霸道的公权力关进适当的笼子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运用公民的公权利来制约国家的公权力。公民的公权利,核心是政治权利。近年时有发生公民行使公权利批评揭露政府及其官员的弊案,与政府的公权力发生矛盾冲突而被非法问罪。该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舆论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的克制义务的公法关系问题。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关其公务行为上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     

公共卫生与政府的行政责任——“非典”所引发的行政法问题思考

"非典"事件显示了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存在漏洞以及政府的行政责任机制还存在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同时,这种对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政府行政的法律责任的挑战引发了对我国如何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和政府行政法律责任的诸多思考.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人权是把"多刃剑"--论人权的内在悖论及其被西方列强利用

西方人权论强调人权的天赋性,结果在一系列人权问题上陷入了混乱.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方法论基石,就是坚持从其经济基础来说明作为观念的、政治的或上层建筑的人权.人权只要脱离其经济基础,就会被任意"翻弄".事实上,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是利用人权悖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浅谈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基于环境权理论的发展和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却得不到保护的现实,我国应该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通过借鉴不同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应该在实体法上进一步明确环境诉讼权利,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拓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在环境基本法中具体确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同时应将环境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并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作出合理安排。     

论行政法律关系“不平等下的对等”之性质——“政府法治论”的视角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性质的认定直接反映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各家学说的差异。依照"政府法治论"的视角,由于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公共权力至上具有合法性,行政权作为一个整体与相对人权利并不平等,行政权具有相对的优位性;就具体行政法律关系而言,每一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不但是对应的,更是对等的。这种对等是行政法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并且具有"质"与"量"上的论证。     

房屋拆迁与社会公共利益

房屋拆迁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对私人房屋所有权进行干涉的行为.世界各国对房屋拆迁都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其中的目的性条件为"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符合公共利益,拆迁行为才合法.由于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拆迁的目的性条件规定不明确,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政府滥用拆迁权,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应确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目的性条件.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

长期以来 ,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 ;公共行政管理必须围绕着“公共利益”而建构和运作起来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对公众负责、公正、合法性、多样性、正义等特征。结合行政管理的过程分析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规范主要内容为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对人性预设与公共行政思路的评述

传统公共行政学借用政治学的观点,对公共行政人员作了性“恶”的预设而强调规制;公共选择学派依据“经济人”假设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部门。以德行政构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超越官僚制、推动公共行政发展的需要。“公共人”假设是以德行政形成的人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