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与市民关系调适中的政府转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政府形态的变迁.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政府的形态只能是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调适,政府形态随之转向经济建设型政府.随着社会的逐步发育,政府形态逐渐向服务型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面临挑战,需要政府改革和创新才能完成转型.     

改革全能政府 构建市民社会——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变革的基本途径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权限范围、规范政府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以"政府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提出了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分立.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目标模式,一方面要求社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承认并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实行有限度的政府干预和调节,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相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     

试论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选择

１９８２年以来,我国政府平均４～５年进行一次的机构改革说明,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理性程度以及有效程度不够高。这就需要进一步寻求、建立和丰富关于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原理。其中,通过有效的政府制度创新提高政府能力,形成新型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模式,构成了现阶段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选择     

破解政府机构改革怪圈的路径选择——以治理理论为视角

从治理变革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之所以难逃历史怪圈,症结在于以往机构改革是一种未能与市场的完善和社会的培育形成有机联动的单向度改革.因此,破解机构改革怪圈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共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使机构改革走出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

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通过探寻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明确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并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思路上的借鉴.从国家相对于社会处于何种地位、政府相对于市场经济扮演何种角色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得出结论:服务型政府顺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同时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整的结果.     

转变政府职能与构建公民社会

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权限范围、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是目前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从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分立。因此,改革全能政府,需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和政府体制的重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需努力促进社会力量的成长,实现社会结构的重建及社会沟通、服务和互动机制的重建。     

社会组织去行政化:起源、内容和困境

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再调整,即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人事关系、财产关系和管理方式,重新明确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重构社会组织的运作过程.社会组织在去行政化过程中,需要通过外部规范和内部改革共同推动,同时面临着存量与增量、发展与自治、竞争与垄断之间的矛盾.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转型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

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重要课题。变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围绕“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理清基本思路,进而采取有力措施。从政府方面说,应采取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规范政府行为;从社会方面说,应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社会保证体系等具体措施。     

政府合法性价值的自我求证——政府改革的价值观

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过大关”的阶段。我国政府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这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社会危机的被迫反应,改革动力不充分。究其根源,则在于政府改革对自身合法性价值求证的缺失。政府改革需要不断地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价值求证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将是政府行政的不断完善和为社会进一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公共关系与政府改革阻力的化解

针对信息沟通不畅、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整个社会外部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使政府改革的进行变得困难重重的现实,分析了公共关系所强调的沟通与协调不仅能为政府改革搜集到有效的信息,而且其所倡导的双向互动也能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公众的态度,从而为政府改革提供动力与支持。指出在未来政府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在组建一支政府内部专业公关团队的基础上,运用沟通、参与、关怀等策略,推动政府改革的顺利进行。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

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行政体制改革则从观念变革、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对善治作出回应。     

分权政府是建立有效政府的基础

有效政府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系统论、管理学和有效政府的基本价值表明,建设分权政府是建立有效政府的基础。建立分权政府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分权、政府与市场分权、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党政分开等层面。在建设分权政府的过程中,应注意制度建设、职权责一致、监督体系和分权底线等方面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分析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前提。当前政府职能转变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由于政府机构仍然膨胀，政企、政事、政社不分严重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举步维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旧体制的惯性制约、政府自身利益的制约和过渡时期本身等。改变这种状况，重点是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关键在于理顺各种关系，而政府职能协调发展则为巩固政府职能转变成果的保证。     

"新农村建设"的公共政策解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和政府在新世纪制定的一项基本公共政策,它大大强化了新农村建设中的国家责任,它以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价值取向,以扶农惠农强农、建设和谐新农村为奋斗目标。     

低碳社会建设中我国公车制度改革的对策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构建低碳社会在我国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低碳社会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当前的公车制度改革既面临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倡导新能源汽车、加强监管等方面的机遇,同时又在公车采购、公车使用管理办法、公车监管时效等方面面临挑战。本文系统分析了低碳社会建设给我国公车制度改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提出低碳社会建设中我国公车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中西执政党执政方式比较及其启示

对中西方执政党执政方式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政党体制和执政党执政模式。但是作为政党,其活动、发展乃至执政亦有其共同的规律。我们要主动研究并遵循这种规律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必须走改革与创新之路,包括构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可”机制和评估体系;进一步研究党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角色定位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科学规范党、人大、政府的职权;创新监督体制。     

异质中的统一：社会化过程中宗教职业者多重角色的生产——以鲁甸回族阿訇为例

宗教职业者以传播宗教知识,引领信徒践行宗教功修为己任,是解答信徒宗教信仰生活难题的知识精英。然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宗教职业者的身份得到了衍生性的拓展。宗教职业者演化成了穿梭于民间与官方的介质。通过参加官方组织的活动与履行向民间社会输送官方意识及精神的义务,宗教职业者以多位一体的角色身份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实现了推进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整合性发展的态势。回族穆斯林社会生活中的使者阿訇无疑就是这一逻辑的经验性注脚。     

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村级组织由政府赋予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单向输入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