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研究

抗战爆发后,日、伪发行的伪币严重危害了根据地政权的经济安全,法币的流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皖江行署发行大江币并采取三防一基金的货币政策,保证了大江币在皖江地区的权威性,也为以后中共在解放区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法币平准基金与美国经济援华政策探析

法币平准基金是美国经济援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准基金的成立,与远东战局的发展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援助,一方面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稳定了金融,极大支持了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到二战结束之时,美国已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     

党组织替我改名字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被迫投降。被日本军队野蛮统治八年的苏南老百姓盼着重建家园,从此过上和平稳定的日子。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劫收大员”（即所谓接收大员）一到,就大搞“五子登科”（即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婊子）,根本不顾老百姓被日寇统治八年的痛苦。当时,日伪币作废,用所谓法币代替,国民党反动政府乘机对老百姓进行克扣和掠夺,再加上奸商屯积居奇,物价飞涨,美国兵到处横行霸道。老百姓进一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苏南老百姓中就流传着一首民谣:“想中央（指国民党中央政府）,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略论法币政策对抗战的作用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政策。此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抗战的准备以及支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法币政策的实施，还挫败了日本削弱中国经济实力和破坏中国金融的阴谋，有利于开展战时外交。法币政策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法币发行制度与通货膨胀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究其原因 ,这与法币发行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1935～ 1937年 ,国民政府建立了相对合理的法币发行制度 ,法币的发行量也基本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但在 1937年后 ,国民政府修改了法币发行制度 ,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于是通货膨胀逐步发展 ,以至滑入恶性的深渊     

皖江根据地货币流通探究

皖江根据地为保护根据地资源,成立大江银行,采取排斥、限制伪币、法币、及时回笼大江币、保证大江币购买力等措施,有效地巩固了根据地的经济安全.     

美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及其影响

美国对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变化过程。在酝酿阶段,因为白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美国屡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修改白银政策、援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要求,采取了“不介入”的立场,延缓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币改方案宣布后,为了操纵世界金融,美国逐渐由“不介入”态度转变为变相支持态度,以购买白银等方式,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逐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的金融复兴也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镇江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件吞噬我国东北领土以后,又挑起了“一二八”淞沪战争,国民党政府惊恐万分,准备迁都洛阳.然而曾几何时,1937年7月7日日寇又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再攻上海,蒋介石被迫抗战.落介石不愿发动广大群众参战,只依靠单纯的军队防御,以致将士们血战数月,淞沪终告失守.日寇气焰高涨,直下南京,国民政府逃往四川.镇江也于1937年12月8日为日军所占领,镇江人民自此过了八年之久的亡国奴生活.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基于"已实现"波动的VaR计算及其持续性研究

VaR方法作为金融风险的计量工具已经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广泛认可。以往国内外文献对于VaR的计算以及对VaR的持续性的分析都是以低频金融数据为研究对象的,不能充分利用金融市场价格运动中的日内信息。将基于高频金融数据的“已实现”波动这种波动度量新方法引入到了VaR的计算中,并利用上海股票市场的高频金融数据对上海股票市场的VaR的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上海股票市场的{VaRt}存在持续性。     

粮食市场开放与中央储备粮轮换

当前,中国粮食流通正在经历着两个“开放”的深刻变化,即对内正在加快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进程,国内粮食市场正在全面开放;对外已加入WTO,粮食流通已向国际市场开放。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开放的新形势下,必将对面向市场经营的中央储备粮轮换产生重大影响,认真研究这个影响,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对做好中央储备粮轮换工作,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更好地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服务具有重要的     

养老产业发展中金融政策工具的优化选用与配置方案

金融政策工具内置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等功能,成为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天然利器,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35号文”颁行以来,金融政策工具频频出现在养老产业发展文本中,日渐成为左右我国养老产业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关键工具。然而,现有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文本表明,金融政策工具运用身陷性能挖掘不足、体系合力缺乏、产业匹配欠佳等囹圄。想要走出困境,需强化金融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首要便须优化金融政策工具选用的考量因素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制定养老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政策工具配置方案：以完善金融政策“工具箱”为前提,以构筑金融政策工具精准组合为关键,以提升金融政策工具养老产业促进功效为制度路径。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发挥金融政策工具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美好愿景。     

湘西“飞版”事件

<正>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后,其发行的钞票迅速贬值,法币与金元券已无法使用,于是民间普遍流通银元.银元按图案有孙头、袁头、帆版、龙版等多种,而在湘西凤凰县,还曾流通过一种被撞起了缺口,歪歪斜斜的银元,本地人叫做“飞版”.为什么叫做“飞版”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悲痛而辛酸的往事.因为这些“飞版”曾给居住在这里的苗族人民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     

简述陕甘宁边区货币

本文对陕甘宁边区不同时期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币”、“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基本情况,发行的历史背景、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边币在支援抗战建国事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均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同时用较多的文字论述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揭示了发行边币与党的统一战线、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关系。     

略论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国防政府作用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寇的步步进逼,民族矛盾日益取代国内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国民政府被迫从内政、外交、军事、财经和教育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准备与民族敌人作战,为日后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国民政府为发动、组织和指挥全国抗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在:     

内外合力中的国民政府首都建设经费筹措（1927-1930）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启首都建设,但南京市财政困境无法提供充足经费。在国民政府和南京市府的双向合作中,首都建设经费借助“外力”:索取中央与江苏省资助,要求地方分担经费;发挥“内功”:整顿市产与车捐,发行建设公债。在内外合力之下,“国政”与“市政”相融合,“党国”权力渗透进首都建设,经费筹集取得一定效果。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初期的经费筹措充分反映了新生政权的自我权威构建。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的金融博弈

抗战开始后,由于国民政府势力全面进入云南,龙云政府控制云南的"独立王国"地位慢慢丧失,云南金融也由原来独立于中央金融体系之外,而逐渐被中央金融势力蚕食和收编.但云南方面对中央金融利益的渗透一直也在做不甘"失败"的抵抗,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龙云政府最后被蒋介石改编.因此,这期间云南金融的发展是随着双方的金融利益博弈而展开的.     

从馆藏文物论盐阜区的货币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盐阜区根据地在与敌伪进行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存在着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业的复杂斗争。其时,仅流通的货币就有法币、伪币、抗币,三币之间的斗争是极其复杂的。抗日政府审时度势地采取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与敌伪展开了激烈的经济、金融方面的严峻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从馆藏文物的角度,解析盐阜区的货币斗争,为全面研究抗战时各根据地的金融史增添了新资料。     

中国军的滇缅抗战与英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1937年 7月 7日全面抗战开始 ,上海、太原相继沦陷后 ,同年南京亦失陷。蒋介石忐忑思降。日本急欲“解决支那事变” ,即灭亡中国。但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下的遍地游击战 ,却使日军胆寒。 1940年 7月东京《中央公论》哀叹 :征服支那 ,谈何容易。”于是 ,日寇调整战略 :打通湘、粤、桂、越陆上通道 ,并经印支半岛攻入云南 ,开辟西战场 ,东西压缩 ,迫使蒋介石投降。此时 ,剩下的国际通道在西南就只有滇缅公路了 (另一条由新疆通苏联 )。自广州、武汉沦陷后 ,缩处西南一隅的重庆政府的出海口便悉数丢失了 ,中外交通只有依赖陆路。滇缅路自昆明经大…     

试论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在日寇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的需要,于11月20日明令迁都重庆。这一事件,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或是在重庆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既使中国抗战有了稳固的大后方和持久的政治中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给重庆带来了巨大变化,使重庆由一座偏处内陆的商埠小城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