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正义、德性行动与公民幸福——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城邦是古希腊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城邦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德性行动是城邦共和政治的基础,是实现城邦正义的根本。公民幸福是德性行动的目的和归宿。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本位)—德性行动(手段)—公民幸福(目标)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不仅有利于丰富政治学理论资源,而且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与公平的角逐.罗尔斯坚持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正义即平等,分配正义是扩张政府权力勾销社会差别,实现普遍原则.诺齐克强调正义理论的个人权利基础,坚持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分配正义是持有正义.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考察诺齐克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角逐,正确理解分配正义理论,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和公平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正义原则,尊重权利,坚持公平是影响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最大限度尊重以劳动和其他合法形式为取向的收入公正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和补偿功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分配原则的内在规定性.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重新审视环境正义——全球运动与政治理论的视角

最近,对环境正义的呼吁虽然有所增加,却很少有人关注环境正义之正义究竟指涉什么的问题,尤其以有关社会运动的诉求方面为甚。环境正义的理解大多涉及公平问题,即环境危害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但是,将环境正义定义为公平是不完整的,因为行动中的人士、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所诉求者绝不止于分配。全球环境正义所诉求之正义实际上有三个方面:公平地分配环境风险,承认受制社区参与和经验的多样性,以及参与环境政策制定和管理的政治进程。在这一运动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正义观念,它们共同证明了多元而统一的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     

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构建有序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分配正义是关于社会是否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成员的权利与需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社会的主要制度和政治、经济的安排能否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的政治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分配的体系,各种社会物品,如权力、财富、机会、收入、职位等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平地分配,如何使人们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构成了所谓的分配正义问题.而一个社会秩序的良好和有序与否,从其基础条件来看,就在于人们能否按照某种公正的程序平等地获得其社会生活必需的那些社会物品.就此意义而言,分配正义的问题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建立起良好秩序的社会就是一个形成了公正秩序的社会.探讨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将使我们对分配正义问题对构建和谐有序社会的意义产生更为理性和全面的认识.     

论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关系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自由、平等与正义这三个价值目标的相互关系:自由与平等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而正义正是要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也就是说,既要满足自由与平等双方的诉求,又要限制双方走出自己的边界而侵害对方的合理诉求。     

多元正义理论的当代阐述——戴维·米勒多元正义理论述评

米勒的正义理论挑战了包括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坚持单一正义原则的各种学说,倡导一种社会情境多元正义论。这一理论根据社会情境具体的实践需要,采取具体的正义原则的方法分析了三种关系模式与三种正义原则的对应关系;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上,米勒重视结果正义,但同时主张要保证程序的公平;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米勒提出了社会正义追求应采取的两手对策。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拓展了正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21世纪正义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但其理论因缺乏世界历史视野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的正义理论之争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他对平等的重视,导致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向"平等"转换。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使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功利主义。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提出"持有的正义",从而在自由主义内部构成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麦金太尔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提出重视共同体的正义,直接对抗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柯亨利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没有正确处理正义与自由、正义与私有财产、正义与自我所有的关系,论述罗尔斯仅将正义的主题界定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不足,进而提出重视个人选择、个人风尚的正义。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现代启示

正义对一个社会至关重要。一个社会遵循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社会的团结,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什么是正义,怎样才能做到正义,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回答。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以及关于正义的两个优先原则———自由的优先原则与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原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正义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正义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分配正义观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构画了未来社会的分配正义理论,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构个人所有制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生产性前提。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基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影响、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我国实施先富带后富的相关政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分配领域特别是初次分配中劳资之间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上既需要坚持马克思分配正义观,又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前提下,重点聚焦生产和初次分配领域,从发展型制度转向共富型制度,从提高劳动力等级到抑制资本无序扩张,从劳动力产权的确立到权益实现等方面协同发力。     

从休谟的正义理论看正义的多重特征

正义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之一,文章从休谟的正义理论出发,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和密尔以及罗尔斯的相关论述,刻画出正义所具有的多重特征——交互性、涵摄性、功利等级上的高阶性以及动机上的低阶性,并最终分析了这些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     

Ten un‐Aristotelian reasons for the instability of Aristotelian character friendships

Aristotle claims that friendship of the highest kind – ‘character friendship’ – is stable and enduring, once established. He is sensitive to one limitation placed upon such friendships: that, owing to their extreme closeness, devotion and intimacy, they can only be actualised with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However, Aristotle is otherwise surprisingly cavalier about the formation and sustaining of character friendship, as if those are relatively unproblematic from psycho‐moral and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 The main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pair the dearth of attention paid to these problematic areas. More specifically, after a brief rehearsal of some Aristotelian essentials in Section 2 , I address five potential problems attached to character friendships between ‘equals’ in Section 3 (of substitutability, self‐verification, mismatched developmental levels, divergent developmental paths, initiation and trust) and five problems between ‘unequals’ in Section 4 (of proportionality, the disciple's and the guru's conflicting motivations, paternalism, role inertia), closing with some summarising remarks in Section 5 . My conclusion is that despit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plausibility of much of what Aristotle says, his account of character friendships cannot be endorsed without various caveats and qualifications.     

凯尔森的法律与正义哲学理论

凯尔森认为,基础规范与效力递导原则是法律实存的结构要件,对法律规范的普遍服从能够催使合法性价值的生成,但合法性与正义不同,正义只能成为良法与恶法之间区分的标准。法律价值判断能够借助社会事实进行客观检验,但关于正义的判断却依赖于相互冲突的人类利益诉求,所以实证法律科学与法律哲学之间存在分野。文章通过阐释上述凯尔森立场中的基础性要素,指出其正义哲学理论中所坚持的规范伦理相对主义立场,与其自身所持的认知相对主义立场、基础规范理论及宽容原则存在着无法圆融之处,结果凯尔森成了一个带着伪装的伦理绝对主义者。     

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逻各斯思想的梳理

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中,实践主要指道德行为,有时也包括制作活动,偶尔还包括思辨活动。逻各斯的词典意义是语言及其所表达的东西,特别是普遍性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性部分、动物性部分和专属人的部分——前两部分没有逻各斯,后一部分有逻各斯,从而把逻各斯看做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他又把有逻各斯的部分分为有理论逻各斯的部分和有实践逻各斯的部分,前者以不变的原因、原理为对象,后者以可变的人、物、事为对象;运作前者的机能叫理论理智,运作后者的机能叫实践理智。逻各斯的最完整的语言形式为三段论。表达原理的三段论为理论三段论,其大、小前提和结论都是普遍性命题;指导实践的三段论为实践三段论,其大前提为跟人有关的普遍性命题,其小前提为跟行为者有关的个别性命题,其结论为行动。实践三段论的复杂性在于一个行为往往受多个互相异质的三段论的影响,因此,要做出恰当的行为,就既要让欲求习惯于听从正确的大前提从而养成德性,又要善于运用理智在不同的三段论之间计虑权衡,即要有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亚里士多德早期、中期和成熟时期关于实践智慧概念的阐述中,隐含着一条逐渐摆脱柏拉图主义的线索,由此实践智慧也摆脱了理论智慧的阴影,成为独立的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而在这个摆脱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伊索克拉底.伊索克拉底与柏拉图针锋相对地阐发了一种完全针对具体实践事务的实践智慧,这一点得到亚里士多德的充分消化和吸收.在亚里士多德成熟的实践哲学中,实践智慧主要具有伊索克拉底式的形态,但同时在实践智慧的规范性方面更接近柏拉图的思想.     

《政治正义论》:无政府主义的元典

英国近代思想家葛德文方是西方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其代表作《政治正义论》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元典。该书内容广泛,受斯威夫特等人的影响,其中对国家、政府和政党不良作用的批判,乃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并展露出非暴力、无神论,以及与空想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特征,在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玛莎·努斯鲍姆基于能力理论的正义思想研究

玛莎·努斯鲍姆力图建构一种有关基本社会正义的理论,她更关注人性尊严、最低限要求和政治自由主义等概念,并详细列出了能力目录,把政治自由主义设定为研究目标。她的正义理论是通过能力理论彰显的,并以十种核心能力为主要路径。十种核心能力是构成有尊严的生活,或者说是构成"好生活"的重要要素。只有保证公民发展至少超出最低限的能力,人性的尊严才能够得到保障。     

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

《希腊哲学史》第 2卷中曾经对希腊的“自然”与“约定”的问题进行过较为详尽的讨论。① nomos与 physis翻译为“自然”与“约定” ,不尽准确 ,所以我们一直倾向于直接用这两个字的西文字。Nomos常常被译为“约定” ,这在汉语中便与“约”、“契约”、“社会契约”等一系列理念发生了联系。但是本文希望阐明的是 ,希腊并不存在“与神立约” ,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不过 ,这并不妨碍希腊人在“自然还是约定”的话语体系中思考类似的政治伦理问题 ,包括哲学家的城邦国家形成论 ,国际盟约的反思 ,② 以及借贷与租赁、置卖协议、释放奴隶的字契等等交易契约等。它们后面往往也会有希腊式神灵的特殊在场监临。本文从希腊早期的自然正义 ,雅典民主时代对于nomos的质疑与探讨 ,雅典后期哲学家的重新建立自然正义等三个阶段对此做一个分析。最后 ,我们对比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 ,以揭示正义观的古今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