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以来的杂文创作

建国以来的杂文创作,历经四个时期:建国初期,处于徘徊阶段。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当代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此后,杂文创作又经历了一个大波折。“文革”十年,杂文创作是一派荒凉景象。粉碎“四人帮”后,杂文创作再度繁荣,至今不衰.这“三起三落”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要繁荣杂文创作,必须对杂文有正确的认识,掌握运用好暴露、讽刺等手法,不断提高杂文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百花年代杂文编年(1956年1月至12月)

1956年1月至1957年6月,中共中央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发表,为思想、学术、文艺的健康发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思想、学术、文艺发展的繁荣时期(史称"百花年代")。受此影响,杂文创作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创作高潮:创作园地持续扩大,作品数量大幅增加,创作质量显著提升。     

曹一平:矢志助学播种“希望”

一个人,10年来,隐姓埋名、坚持不懈、默默无闻地捐资助学,这样的一个人,绝对不平凡！但事实上,曹一平只是无锡市国税局很平凡的一位普通税务干部。在这平凡与不平凡之间,记者走进了曹一平这位“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开始探究其不平凡的经历与壮举。 (一) 曹一平1957年出生在无锡的一个教师家庭,在严父慈母的眷顾下,曹一平在宽松的家境中茁壮成长。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出身”不好,家庭突遭变故,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母亲生了重病,精神很不正常。此时,曹一平只有8岁,探视父亲、安慰母亲、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洗衣、做饭,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年少的曹一平头上。奇怪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与生活压力,曹一平挺住了,     

从"百花齐放"到"含苞待放"——建国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则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段时间里（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文学创作确实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与鼓励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时期,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高峰。但在此后的20年间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预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的大好局面。此中原因纷繁复杂。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并重点论述专治政治及领袖的个人意志与爱好对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间给文艺界造成的重大影响及酿成的悲剧。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本文试图对“双百”方针内涵尤其是其提出的原因加以详细阐释与分析,并由此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反右派运动和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

1957年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是建国后党史和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次事件,是党的指导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起点,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曲折发展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年中的“左”的错误和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状态自此开始。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多次指出:“1957年开始有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差不多整整20年。”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得出的科学结论。     

“百花时代”情爱小说绽放出的超时音符——以《红豆》、《在悬崖上》、《美丽》为例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新的朝气，涌现出一批冲破禁区，揭露社会问题，叙述个人情感，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洪子城将这一时期称为“百花时代”，因而这一时期的创作也被称作“百花文学”。虽然这一文学潮流时间短暂，但却极大地冲击了当时文坛的主旋律，尤其是一大批叙述“情爱”的小说，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丰村的《美丽》更是以其强烈的超时音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痕，这对一个文学价值普遍失落的时代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1953—1957年我国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的深层原因探析

作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一翼的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在其贯彻实施与快速推进中,不可避免地实行了对农民的“剥夺”。加之,在其推行中,生产关系变革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激化了国家与农民、工人与农民以及农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引起部分农村地区“生产力起来暴动”。这是1953--1957年我国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明中期文坛上的“宗杜“和“抑杜”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 ,由李梦阳等人提倡的“宗杜”理论 ,虽轰动一时 ,但由于其产生的背景 ,使其不可避免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从而影响到此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宗杜”理论产生不久 ,其原先的一部分倡导者便对其提出质疑 ,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南方也是颇多反对之声。     

“百家争鸣”与“不争论”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时隔35年之后,邓小平为什么又强调“不争论”呢?就“百家争鸣”与“不争论”的关系,邓自强在1994年9月20《深圳特区报》撰文认为,“百家争鸣”是繁荣科学研究、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而“不争论”并不是针对科学研究、理论     

福州楼市年中大盘点

2011年上半年的楼市跌宕起伏,从年初的加息到国八条再到针对福州版“榕十一条”、“限购令”、“一房一价”等一轮接一轮的调控政策给原本狂躁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了一针镇定剂,同时也滋生了观望与不安。转眼6月份即将过去,福州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显示,上半年福州楼市的住宅成交量同2010年上半年相比,下跌20％,     

印度国际研究学院举行会议讨论文明间的接触

新德里印度国际研究学院于1957年2月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文明间的接触问题。这次会以由英国著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Prof.Arnold J.Toynbee)主持,有23所印度大学的代表参加。“印度季刊”1958年4-6月号上发表了由该学院讲师喀鲁那伽兰(Shri K.P.KarunaKaran)所做和会议总结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一、     

Return Disparity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gainst Chine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中小企业融资难并且融资成本上升是我国保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刺激机制导致的.刺激经济增长中的“过度金融化倾向”催生了“收益宽幅”现象,收益宽幅致使财务杠杆过分使用和高利贷的滋生,其结果是GDP增长的同时物价上涨、资产泡沫形成,流通领域以及虚拟经济中借机炒作所获得的高收益与实体经济低收益形成了巨大的收益差,从而诱导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中小企业融资难并且融资成本上升就成为机制性顽症.因此,“收益宽幅”揭示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存在的内在机理,探索实施“储蓄累进利率制”回笼货币,建立“资金池”,对中小企业实施分行业定向宽松、利率优惠等市场手段,收窄“收益宽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石油：祸兮福兮？

2008年上半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过猛,许多专家纷纷表示,全球力量分布正在迅速向石油出口国尤其是俄罗斯及欧佩克（OPEC）成员国倾斜。该观点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专制资本主义”大国崛起与“历史的回归”等问题的普遍关注与热烈讨论。     

并不如烟的故事

四十八年前的1957年,也是鸡年。那是一个让人悲哀的年头。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席卷大江南北。全国有57万人被打成“右派”。1957年,当时正在温州第二中学任语文教研组组长的金江老师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劳动作为出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如何区分单句和复句

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曾经说过:“象汉语这种不爱搞形式主义的语言,要严格区分单句和复句,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早在1957年,《中国语文》杂志曾经发起过一次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虽然也明确了一些问题,如“兼语式”、“包孕句”的归属问题,但     

认知变动中的“湘西”文学想象——论沈从文的返乡与《萧萧》的改写

《萧萧》是沈从文“湘西”书写的重要作品,其1930年初刊本、1936年再刊本、1957年选集本构成了一个纵向的文本脉络。《萧萧》的两次改写与沈从文的返乡经历存在着时间和逻辑上的关联。三次返乡经历是促成沈从文“湘西”形象建构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湘西”的文学想象,也随着他对“乡土地方”和“现代中国”的关系的认知变动而发生变化。《萧萧》的改写和版本变迁,很好地呈现和解释这种变化。     

“反右派”运动中的《诗刊》

《诗刊》在1957年1月创刊,半年后就遇到了“反右派”运动.《诗刊》积极配合这场运动,发表了不少内容单调、空洞的作品,一些负责人和编辑也被错误打成“右派”.在当时很短的时间内,《诗刊》的编辑方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相对自由和包容,转化成为政治服务、跟随政治的取向.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对很多诗人和《诗刊》的冲击及影响是深远的,很多诗人被迫下放劳动,政治、工作、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得不到改正,不但影响了这些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其他一些没有遭受打击的诗人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长期的危害.     

痛陈中国农产品出口受阻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国数种农产品出口受到日本、欧洲等国家的限制,出口增长受阻。按照一般理解,加入WTO後应当有一个相对比较公平宽松的贸易环境,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是什麽呢?是中国的产品质量不高,达不到标准,还是国外对中国的农产品过於苛刻?我们又该怎样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为我国农业农产品出口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呢?本刊记者就此问题专门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程国强研究员,程国强——     

《建党伟业》 “辫子”意象之内蕴与叙事功能探析

电影《建党伟业》中有不少与辫子有关的情节与意象,这些情节与意象从1911年毛泽东理发延续到1920年辜鸿铭离开北大,贯通于《建党伟业》所叙历史。《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既是满清兴亡的标志,也是新旧体制与文化更替之象征。《建党伟业》中的“辫子”意象在材料取舍、线索拟建、人物塑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制作者们运用特定的影像技术,让“辫子”意象与其它类似的意象一起来实现既定的叙事目标。对这样的意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电影中的人物、事件与电影创作的原初意旨,也提醒观众对待传统与历史应有相对宽松与辩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