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在中国现代语境中接受梭罗

在同时代的一些美国同胞眼中,梭罗是一个跟不上时代节拍、离群索居的怪人;在今日一些中国读者的眼中,梭罗是一个遗世独立、沽名钓誉的"假隐".然而,梭罗的瓦尔登湖畔生活实验和他的积极"涉世"生活哲学表明他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隐士,在中国现代语境中接受梭罗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寄情林泉：废名小说中隐士原型的变形

本文从“隐士”的现象、内蕴和功能诸方面进行分析 ,认定“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型” ,进而论述废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程小林、莫须有先生和陈聋子等都有浓厚的隐逸色彩 ,是废名隐逸人格的外化 ,是隐士原型的变形。     

“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论东汉的隐士

<正> 隐士之较普遍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色之一。而隐士之类人物,似乎是无益于政,亦无补于世的,故探讨隐士的文章屈指可数。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推波助澜,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固然可敬,他们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隐士作为一股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风貌,特别是对整个士阶层产生的影响尤为深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主要体现于隐士的言行。中国古代隐士之盛,始于东汉。本文试对东汉的隐士做一粗浅的探讨。     

试论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钟蝾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先生说他“是我们中同赫赫有名的大隐”一说到“隐士”,人们就会联想起鲁迅说的另一句话:“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因而肯定陶渊明是隐士,似乎就等于否定了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一些人也正是用这种政治图解式的报论方法来评价陶渊明的。说他的归隐是逃避现实,激流勇退;是“耻事二姓”的封建愚忠;是“反现实主义诗人”;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亨利·大卫·梭罗与自然

亨利.大卫.梭罗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也是美国环保事业先驱。在美国自然观的演变过程中,梭罗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从巴特姆、科尔到爱默生、梭罗以及缪尔、利奥波德,美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由既欣赏又畏惧逐渐转化为重视环境保护。     

苏轼《和陶诗》深层意蕴探论

苏轼《和陶诗》是在艰难处境中对新的人生觉悟的诗性抒写 ,对陶渊明人生观的个性解读。苏轼这一新的人生觉悟在人格依据和现实依托上 ,与陶渊明既有相似一面 ,又有相异的一面     

论公司瑕疵设立的人格承认及其法律适用

事实上已经成立,但却不具备作为法律人格的一些基本要件──这样的“公司”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乏其例的。这样的“公司”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许多不便,而我们的法律又在这方面鲜有规定,更是大大困扰着司法实践。为试图解决这一司法难题,本文从积极的一面、首肯其作用的一面,提出“承认”此类人格的观点。并且从分析公司“人格”成立的形式及其条件出发,涵盖出公司“瑕疵”人格的各种类型,最后得出从法律上“承认”此类人格的法理性结果,以及如何“承认”的实践性标准。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