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长江经济带上游流域证据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挖掘绿色发展的金融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用综合指数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生态问题突出、金融欠发达的长江经济带上游乌江流域40个县域为样本,估计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金融不发达,但是整体水平处于上升态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上游地区高于中下游地区;全样本下,县域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效应,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下游地区县域金融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上游地区县域金融则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8年之后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增大。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和产权性质、信息披露质量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从全样本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程度加深能够给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创新是数字金融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中介因子。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这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数字普惠金融会对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1997～2007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进一步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相关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提高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前瞻性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束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破解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文章基于200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工业数据,采用改进后的RSBM-ML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测算了京津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使用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趋势预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呈现递增的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异逐渐加大,出现右拖尾的特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差异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高水平邻域对于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拉动作用,而低水平邻域会阻碍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中国煤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通过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将污染物及矿难作为“坏”产出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1998～2009 年3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坏”产出约束下大多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但平均来讲企业的生产技术是显著进步的;在考虑环境污染及安全生产规制的两种不同情形下,分别有14家和16家企业发生过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技改和安全投入、管理效率以及滞后一期的技术无效率等因素与生产率指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单位GDP煤炭消耗总量以及资本-劳动比与生产率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生产率指数与人均GDP呈“U”型关系。     

基于投入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

Fare R等提出的Malmquist指数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但是这种分解并不能从投入要素的角度来寻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或降低的根源.文章提出了一种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固定投入生产力变化与可变投入生产率变化的方法.特别地,如果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该方法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资本投入生产力变化和劳动投入生产力变化,以实现各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能够单独测量的目的.     

我国区域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追赶效应与增长效应分析

文章采用Malmquist指数对2001～2010年我国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并利用三阶段DEA (数据包络分析)针对2010年我国金融业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业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2001～2010年期间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受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共同影响,技术效率的提升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且规模效率是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金融业效率存在较大差异,金融效率的区域特征明显,且绝大部分省市金融效率远远低于技术前沿面.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油田效率测度分析

文章运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方法研究了2000～2010年期间的我国部分油田生产效率改善指数、技术进步效率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化。结果表明,油田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的下滑带来的;政策和油价也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通过分析,认为提高油田生产的技术效率是油田管理和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应注意提高规模效率,促进油田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农垦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1999～2007

文章运用曼奎斯特指数测定了我国各省农垦1999～2007年的生产率.从全国范围看,农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呈现交替增长的趋势.各地垦区呈现不同的增长方式,省会以上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而四大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的改善.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②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中国区域R&D活动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R&D活动分解为上游的"科技研发"和下游的"经济转化"两个阶段,并通过构建相应的网络SBM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区域R&D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等进行全面的动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R&D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2.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技术效率,是R&D活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3.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而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之间几乎完全背离,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4.相对于科技研发阶段,经济转化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才是R&D活动发展的主要因素;5.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有所降低,均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     

我国企业集团背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7年具有企业集团背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检验了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制衡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股权集中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最终所有者拥有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权均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保持股权结构一定程度的制衡,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企业发展.     

湖北省农业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研究

文章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考察了2004-2009年湖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通过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分析了湖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动力.结果表明,湖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使湖北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明显.通过分析,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针对湖北省农业主产区的区域地理特征,提出了应走农业规模化生产的道路以提高规模效率,最终促进湖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地区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研究

文章利用2004年与2008年文化产业国家标准统计数据,借助RD分解的Malmquist指数模型,采用Bootstrap-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状况,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总增长率达39.30％,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不是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善;我国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中部地区增速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慢.     

技术进步偏向、要素配置偏向与我国TFP的增长

本文在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的假定下,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要素投入偏向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78-2012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加约2.10%,技术进步总体上呈现偏向资本的趋势,要素配置总体上也同样呈现出偏向资本的趋势,两者的方向基本一致。技术进步偏向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期初的促进转变为抑制,要素配置偏向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2004年以前为正值,2004年以后变为负值,即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投入偏向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交互效应却由抑制逐渐转变为促进,表明我国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慢慢由不匹配转为匹配,我国的技术进步正朝着适宜的方向发展。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全要素生产率与江苏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出1978～2008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指数,并按时问趋势和区域分析了其变动情况.分析表明,江苏省整体上虽然技术效率没有改善,但是1978～2008年在技术进步带动下,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正增长态势,2001～2008年由于技术进步率出现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也出现了负值;从区域层次上看,苏南、苏中、苏北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2%、1.2%、-0.04,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呈现明显的差异化.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体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会表现出"套利"而非"反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的金融化选择行为会降低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证明了"金融化程度—商业信用—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化程度—经营业绩—全要素生产率"两条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促进资源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企业资源配置结构等措施,优化实体企业的金融化选择。     

FDI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研究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198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具体考察FDI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