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的Logistic模型分析

文章旨在结合共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构建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的逻辑斯谛模型,分析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过程及集聚企业共生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机理,以期完善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统计分析框架。     

中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选取2003~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8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六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文章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六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政府行为、金融发展程度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城市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因此,文章提出了中部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措施,以期更好的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2008～2010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金融产业区域发展现状进行了探析,其次,我们建立了金融集聚指数与经济基础、对外开放、人力资本、金融创新、投资因素之间关系的模型,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金融集聚指数进行了度量。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区域金融集聚演化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的系统特征,提出了描述区城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有序性特征的"金融熵"指标,并运用这一指标建立起"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进行区城金融集聚系统演化趋势利断;在此基础上选取武汉市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相关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基于"金融熵流"调节的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维护、导向政策措施建议.     

浙江省服务业集聚发展状况研究

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对转变经济结构、提升浙江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浙江省服务业集聚发展已初见成效,呈现服务业总量扩大、结构优化,县域服务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等特点。同时,也存在基础相对薄弱、竞争压力大,资源约束严重等问题,建议通过出台各项扶持政策、引进各种专业型创新型人才、大力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等方式,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中国2006—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制造业、服务业集聚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则抑制了绿色生产率增长,而东部与中西部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促进或抑制不同的效果;从传导渠道来看,制造业集聚效应主要在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服务业集聚效应在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生产率,但正式环境规制却抑制了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演化特征研究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规模扩张和价值创造的历史窗口期,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2011—2019年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经济集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结论表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这种积极作用在时间线上呈现显著的、积极的动态特征,并在未来具有持续强化的趋势。此外,研究发现,在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密集使用的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中介作用,构成了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传导机制,并且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性。另外,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并非是完全中性的,而是会在城乡收入结构层面产生轻微的扭曲,建议从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破除要素流通壁垒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     

功能集聚区 产业新高地

服务业集聚区是以某一服务产业为主体,相关服务产业相配套,产业特色鲜明,空间相对集中,具有资源集合、产业集群、服务集成功能,服务业集聚度达到一定水平的区域。服务业集聚区是服务业发展的我体和产业增长点,也是一个城市服务业水平和能级的重要标志。     

上海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运用区位商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深入分析了上海市1990～2006年金融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测度与评价

产业集聚研究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注意。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区域经济领域中热点问题不断涌现,金融集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学术研究点。目前有关产业集聚的测度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文章分别采用区位熵和θi指数法对天津市金融服业集聚程度进行分析,得到一致的结果。对结果进行分析并解释后,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与集聚态势的实证

文章在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构造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对生产服务业集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行为符合理论预期,但制造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与理论预期相反.通过采用地区平均集中率和空间基尼系数,进一步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态势进行分析,发现天津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程度较低.     

我国产业集聚规模的均衡性分析

产业集聚规模存在一个均衡水平。文章以我国制造业20个产业为例,分别利用三个描述产业集聚水平的指标,构建了不同角度反应当期产业集聚水平是否均衡的滞后调整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共同显示我国目前的产业集聚水平处于非均衡状态,现期的产业集聚水平受短期集聚水平和长期集聚水平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并且我国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与西方国家基本一致。     

我国流通产业集聚与流通产业产值增长关系检验

产业空间集聚与产业产值增长的关系的理论研究在空间经济学的框架下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空间经济学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的集聚上,对于第三产业关注甚少,流通产业是第三产业的典型代表,文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然后实证检验我国流通产业集聚程度与流通产业产值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证明我国流通产业集聚不但促进流通产业产值增长,而且二者之间互相促进,存在正向循环累积关系。     

产业集聚测度方法适用条件考辩

针对目前产业集聚测度方法选取中的＂误用＂及＂滥用＂现象,以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Ellison-Glaeser指数为例,对国内外主流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适用条件进行了考察与辨析,在此基础上,对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选取原则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以我国29个省份2005-2014年省城空间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分别运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对林业产业集聚现象及其成因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林业产业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相关性,林业产业空间集聚度与资源禀赋、已有规模水平正相关,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负相关,区域创新在产业空间集聚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全面体现.     

我国产业集聚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联分析

本文利用简单的回归模型,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外国直接投资(FDI)与产业集聚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曾经在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投资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以及产业间的关联程度。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研究把金融活动的空间集聚作为研究对象,结合金融产业本身的特征,分析了金融活动空间集聚的内涵及经济性质,并系统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为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论文的研究既是对企业集群理论的完善,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拓展与深化.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马歇尔外部性、相关产业集聚外部性与雅各布斯外部性.结果发现在省际水平上,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与雅各布斯外部性,直觉上应当在高新产业中袁现较为显著的马歇尔外部性与相关产业集聚效应并不显著,表明从省际水平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还没有形成集群的协作优势,进一步的产业结构研究显示,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受国际产业布局影响大,产业价值链缺乏区域根植性是导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当前集聚效应特征的重要原因.     

产业集聚规模效应对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绝对集中度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集聚指数对我国20个制造业行业1993年以来的产业集聚变动情况的计算,结果总体上也支持目前我国产业集聚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