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与刘少奇“以德治党“思想关系之比较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是对刘少奇"以德治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以德治党"体现了道德的党性与先进性,"以德治国"体现了道德的社会性与广泛性.治国必先治党,必须结合"三个代表"思想把"以德治国"和"以德治党"统一起来,实现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牢牢把握和认真实践“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全党同志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认真实践.党的路线是"三个代表"的集中体现,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是"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中要全面贯穿"三个代表"的要求;共产党员要做实践"三个代表"的先锋.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分析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两权分离所引起的"内部人控制"是我国国有企业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对"内部人控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控制"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19世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纳了西方的"权利"概念.但是,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依照西方"权利"概念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去认识权利概念.近代中国是在"民权"与"民主"对立.政治化的民权,民本化的民权,抽象化的自由、平等和私权缺失的基础上形成"权利"概念和观念的.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产生了特定的影响.     

邓小平发展观与坚持“两手抓“策略

邓小平发展观是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的典范,其生动体现是一系列"两手抓"策略思想.本文从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两手抓"、强调加强民主和健全法制要"两手抓"三个方面,探讨邓小平发展观中的辩证思想.     

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机制与制度创新

"一把手"的腐败主要表现在项目决策腐败、用人决策腐败、非法聚财的腐败、非法洗钱的腐败、诚信缺失的腐败、生活作风腐败等方面."一把手"腐败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丧失理想与信念、错误的权力观、过不好复杂的人情关、对配偶与子女管教不严、放任小节最终导致大节不保等.客观原因主要是制约"一把手"权力的机制不完善与制度缺失.防治"一把手"腐败的机制与制度设计主要是,重点完善制约"一把手"权力机制、完善监督"一把手"行为机制、完善评估与考核"一把手"机制、完善选拔与罢免"一把手"机制、完善追究"一把手"责任机制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世纪之交我国面临着世情、国情和党情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提出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学习、研究和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要了解"继承和发展"的成果,而且更要总结"继承和发展"的经验.     

主体视域中的“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是我国传统文论中的重要命题.从主体视域角度看,这一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从文学本体看,"穷"后之作往往情深意切,恰好暗合了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需要作品具有真情实感的要求;从作家主体看,"穷"之潦倒虽磨砺了文人身心,但却成就了文人的文心,激起他们创作的欲望;此外,中国传统文论强调"知人论世"与"真善美"统一的解读方式,这为"穷而后工"现象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阅读语境.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同化”与“顺应”——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微观分析

政治追求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一条鲜明线索.茅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恰好提供了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个人证词.在文学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权力意志与个人思考之间,茅盾一直处在不断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他的批评成果不仅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断选择、不断徘徊、不断矛盾的心路历程,也显现了"主流"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     

民初北京“教育救济”述论

民国初年,北京社会各界开办了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和露天学校,以"教育救济"的方式,向失学民众提供文化教育。这些教育救济活动为失学民众开辟了一条接受知识的新途径,在提高民众素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坚持“双百”方针 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坚持"双百"方针,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健康而活跃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坚持"双百"方针,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走出去“战略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企业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环境,不仅取决于产品低成本的较量,还取决于技术、人才、知识的较量,关键是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与康德“善”之思想的比较

儒家"善"的思想是以仁、礼为中心,推崇中和,通过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的途径来追求中庸至德,使统治者立德而人民安于德,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和谐美满的状态的.而康德的善良意志源于理性,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自由是善良意志固有的性质,可以实现意志的自律,即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推导出"人是目的"的道德观.     

本真的迷失与缺位——对中国"青春"电影的反思与批评

中国的青春类型电影,大体走过了一条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残酷"再到"青春消费"的道路."第六代"导演是青春电影创作的主力军,在后现代语境下,当代青春电影设法展示了一代电影人对政治的思考、对文化的反思.但本真的迷失与缺位是中国青春电影始终无法规避的硬伤,一味将青春影片商业化,淡化了青春电影所拥有的深刻文化意义和独特个性.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根红线.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观,强调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创新发展;它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认识社会主义,使我们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为我们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它科学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群众观,就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群众观.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及方法论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典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体现了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贯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三农“思想研究——以逻辑架构为视角的分析

邓小平的"三农"思想构成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体系,本文从逻辑架构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由认知基础、价值观、基本命题、实践主题四个层次组成,这四个层次构成一个严密的框架,体现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核心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