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家与法治--对中国法治之路的一种思考

以往的法治研究都是在法律之外寻求法治的真谛 ,探索中国的法治之路。这种研究思路存在明显的缺陷。我们必须从法律的内因来寻求法治的真谛和中国的法治之路。法治的内在基础在于职业法律家阶层 ,中国的法治之路要靠中国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开创。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都表明 ,职业法律家阶层的存在对法律的兴衰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自治而强大的法律职业群体是实现法律自治的前提性条件。法律权威的最稳定、最持久、最可靠的基础是强大而又有威信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只有法律家执掌权力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法治政府。     

论民生法治的法律救济

"民生法治"是党的十七大后法学界提出的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民生法治最根本的就是要对民生权利提供法律保障,对侵害民生权利实施法律救济.从我国目前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这四大民生基本问题的法治实践来看,我国民生法治的法律救济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作出认真的思考,为民生法治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法治与法律拜物教——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法治观的批判

自由主义理论以拜物教的姿态对待法律和法治,从而未能揭示法的阶级性这一本质,也未能回答关于法的价值的问题。与法律拜物教相反,马克思将法律界定为取决于经济基础或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法律仅仅是国家的一个功能性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三个方面批评了自由主义法治,指出其背后持有一种典型的法律拜物教观念。通过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拆解、祛魅,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凸显了那些被人们所忽略或边缘化的政治、法律问题的重要性。尽管自由主义法治并未消亡,并且有可能成功转型为福利国家,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是失败的。后者在今日所面对的任务,不是告别或转型,而是理论创新。     

超越概念化：法治思维视角下的法律职业伦理研究路向

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处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到全面建设法治体系的过渡阶段,法治建设瓶颈的突破,有赖于法律职业群体的培养和壮大.构建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系是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共同价值观的要义之一.在我国当下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语境之下,职业伦理应该成为调整法律职业层面各种交叉与循环关系的指导性理论,而梳理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发展的脉络,我们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律人正在苦求着定位与突破——何为法律职业伦理的正当性以及如何辩明法律职业伦理的研究路向.因此,从“人本诉求与生态伦理”的视域来建构法律职业伦理正是我们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     

论法律的操作性与法治

依法治国是一项基本国策,我们所依据的法律必须要有操作性,否则将不可能实现法治。为使我国法律能得以有效实施,本文研究了法律缺乏操作性的主要形态以及法律的操作性与法治的关系,提出了我国立法中应如何避免法律缺乏操作性以及建立立法质量责任追究制。     

论西方法治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法治理论出于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一以贯之的深刻认识,为此他们设计出了“法律→分权→法治→人权”的法治政制模式。法治理论的实践是法治社会的建立,它贯彻了人权神圣、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和分权与制衡诸原则。西方法治最基本的成因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独特的理性文化传统和官僚体制化。     

法律是低层次的道德吗?——兼论法治文明中的法律和道德

社会生活中一直有所谓“法律是低层次道德”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逻辑前提虚构,而且在中国还与传统“法刑观”和“德主刑辅”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法治文明中的法律是基本的道德。所谓基本道德就是能够也需要转化为法律的道德。基本道德是社会生活有序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忽缺的道德。基本道德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基本道德的维护通常不能仅以道德的手段,而且主要以法律的手段,故出现了基本道德向法律的转化。同时,基本道德也是非基本道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尊重基本道德是非基本道德的前提。非基本道德不得违背基本道德,更不能破坏基本道德。这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法律渊源、法律论证与法治

法律渊源是司法裁判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包括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两种类型。它们在法律论证活动中扮演着权威理由的角色,从而使之有别于纯粹的道德论证。法律论证是提供理由来证成裁判结论的活动,以追求依法裁判(法的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实质正确性)为目标,事实上是作为规则之治和理由之治的法治在司法裁判领域的要求。法律渊源的法治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从规则之治内部解决法律(裁判依据)的效力闭合性与内容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体现了赋予规则之治相对于理由之治的通常优先性。法治首先就意味着基于来源之实在法的统治。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的生活与生活化的法律——常人方法论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文章借助社会学领域中常人方法论的有关理论,分析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文章认为,法律同样也是一个主题化的世界,但由于它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无论在法学研究还是法律实践方面,都应当实现向常人世界的回归。过法律的生活需要生活化的法律。     

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特点、原则与方法

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农村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相协调.主体特殊性、客体复杂性与方式互动性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法治统一性、统筹兼顾性与有限干预性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结合及知识性与资源性相结合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     

论法治的实质内容与形式意义

法治的实质内容表现为三种具体的理论形态。而这种具体的理论形态又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此亦法治的实现过程。法治的形式意义是指法律的程序性和程序的法律性。在此意义上讲，法治的实现过程也是法律的程序化过程和程序的法律化过程。法治的理论形态：理想状态、规范状态与现实状态法治的要义是法律至上①，可分为三个理论层次：其一，法治的理想状态，是指法治的价值观，包括法治的原理、原则与基本观念；其二，法治的规范状态，是指法治理想的法律表现形态，具体表现为依据法治原理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其三，法治的现实状态，是…     

论法律权威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法治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树立法律权威,并进一步阐明,当前我国必须通过解决树立法律权威过程中的问题逐步地实现法治。     

论法律权威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法治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树立法律权威,并进一步阐明,当前我国必须通过解决树立法律权威过程中的问题逐步地实现法治.     

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的法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而 ,由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式的社会结构及专制集权的政治构架 ,导致了其特有的法律文化现象 ,即法律的工具主义化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法律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必然导致人治。这种文化观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要解决这一冲突 ,建立现代法治 ,法律至上的理念的建立尤为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经验和法治

通过对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等组织鼓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创造"法律"的种种企图的剖析,作者对它们的"法治"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它们所谓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扰"的法治目标实际上并不存在,拒绝法律的政治特性将导致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是将低估法律发展的困难和复杂性;其二是将导致法律是好的而政治是坏的优劣分野.此外,作者还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法治经验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法治概念的多样性与一致性——兼及中国法治研究方法的反思

当下中国的法治理论普遍强调法治的价值内涵,而政治哲学的差异和道德主张的不同导致了对法治的多样性理解。在影响较大的几种西方法治学说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一致性理论倾向,即仅仅强调法治的形式内涵、工具内涵、程序内涵,而并不触及法治的外部价值诉求或政治理想。法治是一个实践的概念,道德上的理想与政治上的抱负是法律应担当的使命,而法治所关心的乃是法律统治地位的确立与法律的有效实现。将法治狭义地界定为形式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方式,一方面使得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获得了使用上的便利,另一方面十分有助于从这一"简单化"的概念出发开放出与法治有关的种种理论问题,有助于区分和探求法治的实践路径或实践模式,有助于关注到法治的工具合理性及其有限性,有助于总结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法治所寄予的价值期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别是确立当下中国法治实践的应有的价值目标。     

法治、法律人共同体与法律教育——从英国法律史的角度解读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法治国家之一.英国法制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法治与法律人共同体、法律教育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法治是法律人共同体活动的根本目标和最高追求,而通过法律教育培养法律人共同体又是实现法治的必要途径.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在批判人治、武人政治、帝国主义法治并认同法治有助于保障权利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主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源自于对英国议会式法治的批判，他们认为法治与德治、人治、专制截然不同，就是宪法的统治；法律约束人类行为，以平等为基本精神，政治人物应当模范遵守法律，且不能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通过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法治是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的一大标志。他们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问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方法。这一理论开创，对于当前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本文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代背景、历史定位和基本内容三个层面,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到具体等辩证思维方法,结合中国国情和现代法治理念,分析了树立和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要性,厘清和界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的进步性,阐明和论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的科学性。同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规律、体制特色和历史局限进行了理论解释,初步回答了人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编写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过程中提出的一些疑问,并对监督制约、基本人权、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法律权威等观念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中的定位以及它们分别与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突出了法治的理论与政策和实践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