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九歌》源流考略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丸歌》之曲。”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当时的楚国只有“南郢之邑”的沅湘才有《九歌》那样的巫风和祭歌。这并不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民俗民风和《九歌》本身内容所暗示给我们的事实,兹作如下辩析。 (一)《九歌》反映了整个楚国甚至中原都有的风俗     

也谈《九歌》的创作目的

《九歌》是屈原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内容的抒情诗集。历来对作品的创作时间及其意图见解各异。本文就其创作目的谈点自己的看法。汉代《楚辞》研究家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词,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俗,     

《楚辞·九歌》的写作年代辨析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人言言殊,主要说法有三种:一是全作于屈原青年时期,是屈原在政治上得意时的作品;二是全写于屈原被顷襄王流放于沅湘期间,是屈原晚年失意之作;三是写于为楚怀王疏远而退居汉北的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九歌》十一篇,有作于屈原青年时的,也有写于他晚年的,作于前期的是屈原为楚王室制作的祭歌,写于后期的是他采用民间祭歌形式创作的抒情诗。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及为何而作,以东汉王逸说为最早。他在《九歌序》里说:     

《国殇》试绎

《国殇》撷自《九歌》.从王逸编次《楚辞章句》以来,对于《九歌》的写作年代、生活基础和原始面貌,同异参互的见解一向就相当多,迄今尚未统一起来.因此,要了解《国殇》,不能不涉及整个《九歌》,并且仔细考校各种说法,择善而从.《九歌》其名,源存古远,屈原创作的《离骚》、《天问》以及郭璞作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都曾提到过.但是,屈原的《九歌》与之名同实异,其大部分材料是从楚国流传的祭祀巫歌采集来的,然后经过他创造性的整理,润饰和改写,方才蔚为奇葩.这一点,基本上已成定论.分歧在于,作品到底写于何时,所为何由.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屈原的政治态度,及其《九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所以千百年来众说纷纭,难以调和.不过究其大端,无非是两大类,即“放逐时作说”和“怀王时作说”.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九歌》诸神本系女性神考辨

研究《楚辞》，以《九歌》最多异说。《九歌》是南楚古神话和原始宗教的第一手绝好材料。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言：《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     

《国殇》探讨

一、《国殇》与《九歌》的关系作为诗歌名目的“九歌”,来源很早.《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天问》也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似乎远在夏朝就出现了.《山海经·大荒西经》里也有“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的传说.《九歌》其实是屈原取民歌的形式,假借神鬼之名,抒发个人情感之作.也许是羡慕民间《九歌》之美,于是把自己的作品也命名     

《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张树国屈原在《九歌》中的位置，可说是《九歌》研究中具体而又敏感的问题。《九歌》属于巫系文学范畴，这已为古书记载和现当代田野考察的方法所证明。但关于《九歌》是否作于“楚之衰”就需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揭示《九歌》作品世界的内涵和那个...     

关于屈原《九歌》研究综述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     

《湘君》、《湘夫人》臆说

屈原《九歌》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所存问题颇多.比如,篇名之缘由何在?《国殇》是否当“不入《九歌》之中”?笔者认为《国殇》并非刘永济先生论定的太史公所读之《招魂》,是祭祀神灵,而非人鬼,当属《九歌》无疑.《九歌》除送神曲《礼魂》外,每篇祭祀一神,共祭祀十神,但其中湘君、湘夫人实为一神,即“湘灵”.九歌是九神之祭歌,这便是《九歌》得名之由.本文在上述整体认识之下,从抒情线索、语言特色,论证《湘君》、《湘夫人》是一篇之二章,探讨了屈原将之断为二章的原因,并指出后人因混章为篇而出现九歌祭十神的难以理解的事实.笔者好奇,是非得失容或不同于通人,然“道并行而不悖”,要亦无伤大雅也.     

关于《九歌》的思想意义

在屈原的创作中,《九歌》算是比较奇特的作品。它是以祭歌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委婉深曲的思想感情,故而人们对于《九歌》的思想意义便产生了许多分歧的解释。自王逸以来多以为《九歌》有讽谕之意,即所谓“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託之以风谏。”但他们往往不顾艺术形象的完整,一味比附历史,寻求影射,结果便难免穿凿附会,故其说多不为现代学者所取。建国以来,主张《九歌》乃纯粹的祭歌,并无讽谕、寄托之说颇盛,而且很有权威,以至为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取。“诗言志”这句古训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的准则。屈原自己也说:“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由此看来,屈原的写作《九歌》当是有所感而发的。王逸等的随意肢解作品的艺术形象以求讽谕之意,固为我们所不取,但完全否认《九歌》具有讽谕、寄托的意义,恐怕也不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设若《九歌》只是一支     

《九歌》略论

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三种《九歌》,即夏《九歌》、周《九歌》和楚地民间流传的九歌。屈原《九歌》不是礼神祭歌,而是以祭祀歌舞为题材的叙事抒情诗,反映了南楚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生活,其抒情主体特殊,谱写了一组情韵哀婉的多重变奏曲。     

论屈原辞赋的两种体式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25篇。据王逸《楚辞章句》,它的具体篇目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大招》1篇,是否屈原所作,王逸疑不能明。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确系屈原之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楚神话中的九歌性质作用和楚辞《九歌》

从楚辞看《楚辞·九歌》可以看出:早在屈原之前就己经流传了有关九歌的传说.例如:《离骚》——啓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     

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

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岁星、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系年考辨——与孙常叙先生再商榷

近几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孙常叙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楚辞·九歌》的文章,把《九歌》和所谓“庄蹻起楚分为三、四”及楚怀王十七年秦楚丹阳、蓝田两次大战挂起钩来,谓“楚辞九歌就是在丹阳败后蓝田战前,楚怀王为战胜秦军,祭祀东皇太一,命屈原而作的”①。《九歌》承王命作之说,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高阳"、"昆仑"解说述疑——读《楚辞今绎讲录》摘议

读姜亮夫先生《楚辞今绎讲录》,颇受教益.先生治<楚辞>数十年,于前人之研究成果作了批判的继承;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先生博学多能,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多种门类的知识皆能触类旁通,故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姜先生介绍了《楚辞》的综合研究法,这是他数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后辈人学所当从之门径.先生对《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等文章分别作了论述,其见解精辟而切要,使读者闻其言便得其纲领;对于部分疑难问题之解析,也开拓了我们的思路.这些都是十分令人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