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延安《解放日报》启蒙话语的流变与反思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启蒙典范,是对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启蒙话语以"革命"为话语导向,以政治启蒙、思想启蒙和科学启蒙为基本构成,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特殊的话语变奏。延安《解放日报》的启蒙话语冲突和流变,凸显了中国启蒙运动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论《王贵与李香香》的版本变迁与文本修改

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延安"解放区"的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随着建国前后"新的人民文艺"建设及其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变迁,作品版本也经由出版者及作者的多次修改而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文学版本及其文本形态.本文从文献学及版本资料研究的角度着手,通过对其作品版本的流传及其变迁与文本修改的汇校及分析,探讨不同时期及其时代背景之下"当代文学"的政治印记及意义变化,以及中国当代叙事诗歌的艺术建构及其文学史叙述等.     

话语卫生学与丁玲的女性肉身叙事

描写了丁玲女性肉身叙事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变化过程,最后在延安彻底转变;丁玲在延安走过了三步:战士化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化和新的叙事方式的建立,由此探讨了话语卫生学的治疗机制和治疗功能。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情感动员：歌剧《白毛女》的情感史意蕴

情感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曾发挥了显著的动员功能。歌剧《白毛女》源于鲁艺文艺工作者对流传在民间“白毛仙姑”传奇故事的革命化重塑。文艺工作者在对其重塑过程中,将其中的个体性情感冲突转化为民众对压迫者的集体控诉,并用仇恨和共情消解其中的爱情元素,将情感指向从白毛女的个体复仇转向社会体制的重构。这一重塑,使得“白毛仙姑”到歌剧《白毛女》的情感模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白毛女》的广泛上演焕发出巨大的情感动员功能,不仅重塑了民众的情感结构,还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情感动员价值,具有深刻的情感史意蕴。     

在《讲话》指引下中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了。四十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讲话》的发表,引起了解放区乃至全国文艺面貌、文艺工作者面貌的深刻变化。在《讲话》的指引下,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群众参与文艺活动,便革命的文艺运动得到广泛、深入的开展,形成了一个有史以来空前蓬勃、热烈的群众文艺运动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群众性的秧歌、戏剧活动一马当先,它深入到解放区城镇、农村的各个角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小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作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较早的主要成果之一,在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上起了奠定基础和开辟道路的巨大作用。今天,回顾、总结《白毛女》创作的历史经验,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民族新歌剧,促进我国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将是极有意义的。     

形式的意识形态意义——歌剧《白毛女》的艺术探险历程

<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一波三折.就民族新歌剧的形式创制来说,不啻一次艺术探险.在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关头,延安迫切需要一种民族新形式作为新文化的旗帜.由于文化人与意识形态话语诉求之间的隔膜或错位,<白毛女>的初次排演全面告败.在明确了"民族新歌剧"的意图后,重新调整的创作组尝试了各种形式,试图在民族化与现代化之间寻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张力,以实现延安新文化的目标.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暴风骤雨》:乡村革命的多维镜像

作为乡村革命的仿像,<暴风骤雨>的文本深层隐含着相互作用的多种意识形态因素,使文本在社会重构、"新人"的重塑、社会心理重组等层面呈现出复杂的话语形态.在革命话语统一叙事的和谐表象下,文本呈现出多处叙述裂隙与深层悖论,赋予<暴风骤雨>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与丰富的历史和美学意义.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帝国话语的再现与延伸——从小说《吉姆爷》到电影《阿凡达》

通过对比《吉姆爷》和《阿凡达》两部作品的故事背景、人物命运、叙事情节等方面,认为康拉德小说《吉姆爷》借助"东方"马来叙事散播帝国话语,而美国电影《阿凡达》以小说《吉姆爷》为"原型"宣扬帝国意识形态,是《吉姆爷》中东方主义思想的再现和延伸。在全球化视域下,西方国家不仅借助小说这一表现形式传播帝国话语和意识形态,还采用更为广泛、更快速有效、更具影响力的文化形式——电影媒体,确保多方位向第三世界国家乃至全世界推行文化霸权。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个人叙事——赵树理小说重新解读

赵树理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索者和实践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开拓者,并且被定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并把他的小说看成是"政治宣传"小说的典型。在强调他的作品中对现实歌颂性、宣传性的同时,对他小说中的批评性、否定性的方面给予淡化和遮蔽。本文认为赵树理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与革命话语相切合,本质上小说却保持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理性批评的风格。     

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延安话语的当前镜像*--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①题材电视剧分析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产物的延安话语,强化文艺的社会功能,突出艺术审美的工农兵趣味。当前延安及相关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三种类型,即重述革命史型、革命英雄传奇型、文化消费型,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延安话语的精神内核,它们在切入历史的方式、对真实感的表现及喜闻乐见的修辞策略方面仍需引起特别关注。     

扭曲的现实 真实的人生——论舍伍德·安德森的《鸡蛋的胜利》的叙事特色

舍伍德.安德森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引导意义的大师级人物。其作品鲜明的特色和深刻的主题给后世的美国作家们以深远的影响。《鸡蛋的胜利》即为其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叙事特色尤其值得后人研究。从叙事结构,叙事者及叙事话语三个方面对这篇小说的写作特点加以分析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