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合作主义视角的非公企业职工参与探析——以浙江慈溪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个案

新合作主义是当代欧美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式;它对我国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及其劳资关系处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从新合作主义视角来看,基于浙江慈溪集体协商工资的个案经验,当前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呈现一种合作参与;而具有合作参与的形成动力、具体表现和合作模式也体现着若干缺陷,这需要从政府行为协调化、职工参与权利规范化、工会自治能力优化,以及促进社会组织介入等方面进行完善。     

工资集体协商影响就业的广度和深度分析

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因其工资效应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被认为“流于形式”或“效果不佳”。实际上,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工资上,还体现在就业等方面。文章系统估计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这一系统估计显示,现阶段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具有“不显著或不一致”的工资效应以及显著的就业效应。这一结果不同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得出的实证结论。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存在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等机制。如何在既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安排下激发企业应对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稳定和促进就业,是劳资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德国集体谈判对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启示

德国独特的集体谈判模式,尤其是行业层面的劳资谈判模式对稳定劳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有了基本的构建,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德国模式为视角,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与内容、发挥行业性三方协商机制、健全工资协商等配套法规等措施.     

准政府身份: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的“罪与罚”?——基于浙江温岭的个案研究

集体协商是劳资双方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西方集体协商中工会保持独立性的做法不同,在中国的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力量不对等、行业工会缺乏自组织传统和资源、企业主对组建行业工会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有抵触等情况下,以准政府身份出现的地方总工会,恰恰是工资集体协商得以产生和成功推广的关键性政治资源。浙江温岭市工资集体协商的个案研究不仅印证了上述判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国家法团主义规范下政府在场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逻辑。     

论转型期自下而上式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基于深圳先端的个案分析

近几年来华南地区多个企业因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进而发生停工事件。虽然集体协商是国家解决工资增长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协商多自上而下推动,流于形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口结构以及劳动者主体结构变化,工作场所产业关系变化,自下而上由劳资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可能。深圳先端企业工会代表性增强,使其能真正代表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在资方理解和尊重下,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劳资共识和制度选择。工资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问题,避免可能的停工事件,而且推动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生产效率提升。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浙江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例

当前,劳资纠纷的大量涌现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和相互之间的调适合作,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经验证明,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创新不能从外部强加,而应符合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在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供给实现之后,各相关主体要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相互协调与合作,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在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领域,政府应该为工会组织、企业主或企业家协会以及普通职工在劳资关系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受各方普遍认可的劳资关系治理长效机制。     

工资集体协商形成机理及效果比较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可以分为供给主导型和需求诱致型,前者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后者为自下而上产生的。供给主导型工资集体协商由于缺乏劳资的自主参与尤其劳方的参与,效果甚微;需求诱致型的工资集体协商(或谈判)是市场自发产生的,经过各方力量博弈形成的,实效显著,有的还形成了持续的劳资协商机制,实现制度变迁。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在供给主导型中要过渡到劳资自治;需求诱致型中要避免劳资破裂,尽快建立有序的、可持续的协商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用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集体协商的形成机制并对其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集体协商的生长路径。     

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

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工资协商中,广东省总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介入到下级工会推进工会民主建设和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被称为“上代下”.“上代下”工作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的依附性和代表性危机.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地方工会,面对工人日益增多的代表性诉求,需要实现从代理人向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转换.帮助企业工会进行民主建设、推进工资协商则是代表性构建的主要措施.地方工会通过“上代下”进行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还有效平息了罢工,产生了形塑工人行动路径的非预期性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加油,为党政分忧”,这也是体制内的要求.     

协商民主：一种增进社会和谐的政治模式

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急剧增加,不断涌现,对于政治这一社会价值权威分配功能提出重大挑战。如何更好发挥政治国家对于社会的积极影响,体现公平与正义,最终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笔者认为,协商民主模式是一种有效增进社会和谐的选择;党的执政理念革新与发挥体制内外的协商民主机制是增进中国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     

地方政府介入集体协商的边界和方式——以比例原则为分析工具对权力行使模式的透视

由于现行集体协商在平衡劳资关系、促进劳资自治等方面存在制度缺陷,集体合同的双向约束差强人意,导致频发的群体性劳资事件使地方政府疲于应付,在维稳与维权之间左支右绌。比例原则不仅对地方政府介入劳资事件、促进集体协商的边界和方式提供了有力指引,对尊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帮助极大,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