矜才负能的代价--崔浩心态悲剧的剖析

本文从心态角度探讨崔浩心态的发展历程、崔浩的政治理想以及崔浩心态的悲剧,说明崔浩的悲剧在于怀着理想化以及过于激进、自高自负的心态而忽视了现实环境的制约.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

十六国北朝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代表多与胡人统治者合作,既促进诸胡之汉化,也巩固其家族社会之地位.但其内心深处,则视江南之东晋南朝政权为正朔,对其所承传之华夏传统文化表示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南朝情结".崔浩为北魏前期汉族儒学士大夫之领袖人物,尽管其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鲜卑酋帅的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南朝士人,以转输保存于江左的汉魏典章制度.崔浩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晚清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叙事及其思想意涵

法国大革命曾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回到历史现场,法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革命面貌,19世纪前半期它是法国历代君王统治轮替间的普通民变,19世纪后半期则被附着具有变革政体的民主意涵。1899年后它逐渐展现出作为革命事件的意象,并被认定是求权而非诛暴的新型革命。1906年康有为刊发《法国革命史论》,以汤武革命为母题将其重塑,强调它只是发生在法国的汤武故事,属于中国古代革命的诛暴而非求权范畴。在法国大革命是诛暴还是求权革命的争论背后,是革命合法性观念于清末最后十年左右的转型：诛暴不再是革命师出有名的必备前提,求权也是发动正当革命的充分条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美好政治意象的贤君和仁政,无法再真正有效消弭革命声音,清廷失去了原先可收摄人心的护身符。这种革命合法性观念的变动,是理解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重要维度。     

论法理政治及其价值基础

自近代以降 ,学界对政治类型的研究视野已从制度结构深入到了非制度因素的综合探讨。其中 ,中西政治的比较研究也更多地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剖析进入到了文化领域中的梳理。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变固然带有社会自然演进的性质这一诱因 ,但同时也充满了人类政治理性的内在自觉要求。这就是由古代的神权政治经由近代王权政治的瓦解 ,被解放的平民等级又在打倒王权的过程中 ,受惠于启蒙理性而建立了民权政治。这是从大的历史跨度对政权主体的一般概括。若从法哲学或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划时代的政治变迁 ,就是政治类型的变迁 ,因为政权的合法…     

北宋李昉“科场舞弊”案之深层文化意蕴

北宋开宝六年（973）的一宗＂科场舞弊＂案,直接催生了科举考试中＂殿试＂这一考试形式,为之后的科举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李昉在事后受到朝廷的处分,这一案件本身也被固化成＂历史常识＂,但是通过对此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我们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李昉与赵匡胤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后周政权重要人物的李昉最初对北宋新政权持不合作态度;开宝六年的＂科场舞弊＂案更多出自史家们的话语构建,而并非历史上的一宗铁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也会给我们带来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启发。     

中国传统"告密文化"之政治学考量

告密行为与中国传统政治运行的基点即伦理道德相悖逆,但却能够绵延数千年并最终积淀为所谓的“告密文化”。其背后的政治动因在于:政权处于合法性危机情势下的决策反应,易于催生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告密对单主制前提下信息传递不对称所作出的有效弥补使其得到政权的许可和鼓励,而通道能力质量标准低下直接导致了告密的蔓延及与统治者既定目标的背离;传统人治社会中的君臣博弈使得告密作为君主所掌握的一种博弈资源而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曹勋自金朝的燕山府(今北京)回到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传达的宋徽宗宣谕云:"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他在随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和绍兴十四年编次的《北狩见闻录》中,又重申了这一宣谕。可见"不诛大臣、言官"的宋太祖誓约,应该确有其事。有宋一朝,"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事实上,除特殊时期诛杀过少数几位大臣之外,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言官。宋太祖之所以订立"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以及宋朝君臣谨奉之为祖宗家法,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誓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崔浩之死

<正> 北魏崔浩是中国中世纪史上一位才华出众、见识过人的大政治家,一位天才人物。他辅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祖孙三代统一北方,立下功劳。晚年不幸,在拓跋焘盛怒之下遭到杀害。由崔浩被杀,株连到宗族姻亲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多被族灭。崔浩之死,是北魏史上一次大狱。由于史册记载不详,后代史学家对他的致死原因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政权体制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

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对发展中国家政权体制的经济基础产生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并不断消解支持发展中国家政权体制的民族主义理念,直接销蚀发展中国家政权体制的权力结构,最终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权体制瓦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的政权体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为了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体制健康发展,我国应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和政府驾驭经济风险的能力;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约公共权力滥用,增强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     

论文学与政治的意蕴交映——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感思

略萨因对专制政权的痛恨和民众反抗精神的精致描写而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印证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是对人类自身的研究,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不解之缘。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文学的政治性表现为文艺作品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与探索,因而具有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政论性文学层面上,文学文本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诉求,因而具有政治认同的历史作用。略萨的文学创作两者兼而有之,不仅为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包蕴树立了典范,也为困境中的当代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     

改革与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大国连续执政半个世纪以上的大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方法、行之有效的执政方式,但这主要是在两种环境中积累起来的.一是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产生的革命党的领导经验;二是为了应付一个被旧政权和战争破坏的满目疮痍,又面临国内外敌人强大压力而急于迅速推进工业化初期进程的需要,而产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的执政方式,这两种执政方式从总体上说已难以应对新世纪的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     

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一、政治文化的含义 文化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早已为学者们所关注。对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民族性格、国民性、公民性等问题的研究就是政治文化研究的早期形态。但以行为科学的观点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却是从５０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美国政治学家开创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途径。而政治文化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有用工具,引起了政治学界的高度重视。 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曾指出：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可以被划分为密切相关的政治结构（政治行为的模式）和政…     

字文泰实行六官制的目的新论

史学界通说认为宇文泰实行六官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标榜神州文化正统。但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这并不是其根本目的。宇文泰创行六官制是在西魏、东魏、萧梁三方鼎立而西魏处于劣势,迫切需要位尊望重的大将支持,同时又要满足他们权力要求的情况下,西魏政权追求自身内部政治平衡的结果。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但五运说的残余影响仍长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间仍在继续讲求德运。五运说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当时是高调的、前卫的,但到元明清时代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变迁轨迹,显示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     

德国新纳粹兴起的原因

作为政权形式的希特勒纳粹 ,早已被人类的正义力量所埋葬 ,但是 ,作为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政治运动形式的纳粹 ,却始终在战后的 (联邦 )德国阴魂不散。作者对这一现象———新纳粹在德国兴起的原因作了探讨     

一级所有权与二级所有权——土地作为政治产品运作的研究

基于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对土地的运作,本文认为自然属性十分明显的土地是被社会按照政治产品来运作的,并指出我国封建社会土地的所有权存在以下结构:由政权从总体上拥有的——土地一级所有权;由地主或自耕农拥有的——土地二级所有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土地私有制的产权。进而研究了走向新中国过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作为政治产品运作的新情况,包括国家政权在不同阶段对农村和城市土地的配置方式、权利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     

我国历史上宗族组织的政权化倾向

在我国历史上 ,宗族组织不仅是个血缘单位 ,还是个准经济单位和准政治单位 ,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和当时的政权组织有很大的类似性。如宗族组织内部存在着与阶级关系相对应的身分等级秩序 ;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宗族机构 ;与国法相对应的宗族法 ;与政权一脉相承的族权 ,呈现出明显的政权化倾向 ,而这正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宗法性的具体体现     

前世与今生:乡镇文化站的历史变迁与路径转向——公共文化服务不同时期的功能

构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镇文化站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对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和促进农村的发展有着可不代替作用。本文通过对乡镇文化站的前世与今生的分析来探讨其在政府全能主义时期、税费时期和后税费时期的文化供给的特点、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以期对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启发。在政府全能主义时期,为了增强人们对政权认同感,通过政治整合满足人们的政治文化需求,表现为政治动员式文化;在税费时期,乡镇文化站为经济发展服务,通过压力型体制供给迎检式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在后税费时期,回应民众多样化需求,为乡镇文化站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关于执政时期党群关系的思考

党群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它是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条件制约的,是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旧中国,由于蒋介石反动政权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宁可错杀三千,绝不使一人漏网”的屠杀政策,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从严峻的现实中体会到,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不能生存。党执政以后,反动政权对党的威胁不存在了,党的领导地位有国家的根     

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