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20世纪30年代的被捕与法庭上的斗争

陈独秀 2 0世纪 30年代初在上海被捕 ,南京受审是陈独秀政治生涯接近尾声时的一个重要事件。陈独秀大气凛然的政治表现———法律程序各环节的抗辩与斗争 ,很值得我们作历史回顾与文化分析 ,国民党“训政”下的法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和舆论立场。     

关于“人民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事件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美国“人民圣殿”(People’s Temple)教九百多名教徒,在南美洲圭亚那丛林中的琼斯村集体自杀,引起了世界舆论界的注意,有的报刊发表长篇报导和评论,有的还出了书,揭露“人民圣殿”教的内幕。现据国外和港澳报刊有关报道和评论,综述如下:     

陈独秀早期新闻实践与中共建党

陈独秀曾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的这段启蒙报刊实践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陈独秀作为早期的中共领袖犯过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陈独秀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贡献仍然是毋庸置疑的。本文着重于探讨陈独秀启蒙报刊实践与中共建党的联系。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特点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前、后期的划分,同样,对于陈独秀个人在这一运动期间的思想状况,也大都认为前后有所变化,只是人们对于所谓前、后期的界定意见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作为具体的政治历史事件的“五四爱国运动”最足以构成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分水岭,因为从这一事件开始,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从比较广义的文化运动的范围中发生某种突破,其中的一部分逐渐而明显地带有了政治运动的性质。而从陈独秀的情况来看,他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意外被捕,正与上述演变相吻合,另外,他在获释后的社会活动,更是鲜明地转向实际的政治活动方面,至于这阶段的     

“不谈政治”的悖说（1914──1919）：对陈独秀“五四”政治心态的求解

“不谈政治”的悖说（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对陈独秀“五四”政治心态的求解张宝明本文主要是为解决“五四”时期陈独秀介入“政治”与否而为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位一直充满政治热情的人物由“行”而“知”的转变众说不一，而且有着不同程度的偏颇。但归根结底还...     

社群主义视野下的国际关系伦理

在社群主义理论中，共同体是一个关键概念。虽然不同的社群主义者对共同体的界定各不相同，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把共同体看做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与政治理论中社群主义对社群的广泛界定不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社群主义将民族（nation）视为最主要的共同体形式。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指出，     

也谈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

<正> 如何评价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问题,目前党史学界有不小分歧:有全面否定的,也有评价很高的。这两种看法,皆有片面性。笔者认为当时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中,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抗日爱国思想居主导地位,同时也有若干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误的思想。(一)有的同志列举了陈独秀的“四大罪状”后断言:“在他政治生命的后期所扮演的,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可耻的辩护士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请看陈独秀在“和”与“战”问题上的主张。众所周知,全国性抗战以前,日本帝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国家观之争及其启示

在国家观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主要围绕国家中立、公民政治参与和“弱国家”与“强国家”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其核心在于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关系的歧见。实质上二者是互补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及政治实践的进路,决非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通过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良序社会结构,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共生与张力中维持平衡,从而构建正义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新闻史的回声——甲午战败原因的《申报》考量

时值甲午战争两个甲子,本文从甲午战前20余年的《申报》新闻和评论中取材,从新闻史的视角回顾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本文提出了四个以小见大的问题,分别是:“水师还是海军?”“练兵还是表演?”“军人还是杂役?”“传统还是洋务?”利用《申报》报道和评论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回答,给出了甲午败因的新见解,同时也思考了近代报刊与社会舆论的互动.     

青境与阈限：早期儒家对道德维系的理论致思

面对“绝天地通”与“礼崩乐坏”之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为重整人心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早期儒家提出了自己的伦理政治致思。在其伦理政治致思当中，道德的维系问题也随之凸显。而把经验的观察上升为先验的原则和重传统的保守倾向，则塑型了早期儒家对道德维系问题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伦理王国的达致，不同的人在道德维系中有不同的位置和影响，必须各安其位，各守其道，否则，不仅“礼崩乐坏”，而且天下也将“无道”可言。     

宗旨鲜明是毛泽东办刊的显著特征

毛泽东一生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求学时期，以研读报刊为起点。步入社会后，他便由研读、评介、剪辑报刊到创办、主编报刊。早期先后担任了《湘江评论》、《新湖南》、《政治周报》、《湖南通俗报》等的主编或编辑工作。他把自己的编辑活动与革命活动紧密相联，把报刊当作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觉悟的工具。建党以后，毛泽东更重视报刊的宣传舆论作用，认为报刊是宣传党的政策的“喉舌”，领导创办了《政治周报》、《新时代》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工人》、《解放日报》等报刊，并写下发刊词。这些报刊，在各自的…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其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清季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个政治变革，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废科举前，取士的标准已从鼓励新旧学兼通变为新学是尚，与之伴随的参考书籍的变换对印书、卖书、买书及应试者均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而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也逐步呈现非常规化，出现了“游民”和“饥民”这类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及类似开会、发电报等新兴的政治行为     

重新理解“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

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介绍到中国时产生了一些不准确的印象,本文力图依靠仔细阅读原始材料,特别是有关最新发展的材料来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的内容和性质重作判断。本文认为社群主义并未使自由主义陷入困境,而二者的共同点,以及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认可,对我们意义更为重大。本文还强调在引进西方学理时注意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重要性。     

西方传统政治正义理念的历史建构

在西方,政治原本实指群体或集体,但群体或集体中的人首先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其次才作为必得在一定群体中生活的个体而存在。这种个体与群体(社会或国家)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西方政治正义理念历史建构所围绕的核心。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传统的政治正义理念的历史建构大致经历了“自然理性的政治”的理念、“政治理性的政治”的理念、“依法制衡的政治”的理念和“有限君权的政治”的理念四个阶段。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功实做”

当前,上上下下都在呼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其舆论之强、声势之大可谓空前。然而,一些地方,少数人对思想政治工作“务虚”的论调却百说不厌,在众多政工干部中,“虚功实做”已成为口头禅,这与中央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大环境不协调。笔者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务虚”的论调实属谬误,“虚功实做”的结论也属误谈,屡见报刊的“虚功实做”的例证也属误导。思想政治工作无论从其理论基础、工作规律,还是其作用、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理应在社会树立起思想政治工作“实功实做”的舆论氛围和良好风气。 “虚功”所…     

论维新报刊的政治舆论功能

维新报刊在其特定历史环境下,发挥了舆论先导的政治功能：维新报刊是政治变革的“喉舌”,是监督政府、议论朝政的舆论利器,向读者宣扬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进展。     

陈独秀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陈独秀的经济思想是复杂的，个中虽有一些模糊、偏颇甚至武断的认识，但也不乏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天才的预见。一、“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陈独秀经济思想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他反复强调，经济‘“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其时，陈腐朽败的“礼让退婴”学说还在败坏国人的血液，‘“儒学救国”的妄论正在毒化时代的青年，革命者当务之急正需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来唤醒绝望消沉的民众。l、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落后。陈独秀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     

从“作品”到“说话”:建构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

在社交媒体时代,大众文艺评论等互动活动成为文艺消费的内容,评论者需要摆脱作品中心主义,建构涵盖“作品”与“活动”的大文艺观。数字时代的大文艺观与人们时常提到的“大文艺”观有两点不同,一是将作品外的“活动”包括在内,二是“作品”与“活动”并非机械叠加,而是被交流所贯穿,成为一条条话题素,不再有作品内外的区别。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可有效涵盖数字时代大文艺观中“作品”与“活动”的二重性。同时,这构成了一种SNS社区式集体生产,既承认了传统的著作权,又体现了网络的开源精神。在文化参与的背后,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走向了精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