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公民社会与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与公民社会的伦理要求最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二者的“原”、“源”不同,因而导致整体伦理架构不同;其次在于二者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认识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公共伦理精神;最后由于伦理旨归异趣,因而伦理诉求侧重于不同的主体。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二者非此即彼的理由,相反,二者实有一种相与之道。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     

儒家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化向度

儒家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是五四以来学术研究和学界争论的重要课题,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及文化进步具有先导性意义。本文从文化立场、伦理精神再生、理性化、制度伦理等四个方面展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传统儒家伦理的话语转换与对外传播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饱含古代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思考与追求,在其生发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厘清了理想社会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中华文明精髓的集中体现。然而,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其对外传播也面临困境。了解过往的转换与传播经验,将传统儒家伦理思想进行现代话语转换,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对外传播,是当今我国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儒家义利观对法治现代化的价值

我国的法治现代化的过程,既是发掘传统文化的过程,又是大力借鉴西方法治优良传统的过程。法治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义利观的支持,因而,就儒家义利观对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问题展开研究,具有较现实的意义。就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原则与西方伦理精神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所共同具有的伦理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作出当代的阐述。通过研究表明西方文化精神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包含着西方的秩序、民主、法治、科学精神及平等、个性等内容,两者不存在绝然的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我们应大力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精神,而不是盲目引进西方的伦理观念。     

论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代际伦理

代际伦理作为对社会纵向关系中代与代的伦理关系的反映以及一种常被忽视的伦理形态 ,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严格说来 ,代际伦理完全是一个“现代性”问题。代际伦理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是由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现代性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本文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阐释代际伦理何以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循内部解释脉络,公私德行的关联与偏重需要一个平衡摆;以外部解释的理路,公私德行的功能与效用需要确定兼综性。如何平衡与兼综,需要一个社会坐标。古今之变,是分析公私德行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代视角,私德的决定性显而易见;在现代视角,公德的优先明确无误。在现代处境中,不存在从私德直接贯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古代儒家以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进路,需要转进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现代结构,但私德的社会伦理效用与公德的政治伦理功能必须分别确认。这不是一个在中西差异角度审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古今变局的角度才能够深切理解的问题;公私德行分流,是一个人类的普遍处境,而不是一个地域的特殊遭遇。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传统义利观的价值意义

儒家传统义利观在中国社会中居主导地位并影响达两千年之久,它的价值功能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今天,我们要在继承批判的基础上,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现代义利观     

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困境与现代启示

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发展有一个从先秦源初强调对等关系到汉代及其之后强调非对等关系的转变.先秦至汉代之后家庭伦理的发展变化,启示着当代家庭伦理建构既要注意政治权力的背反,恢复完善家庭作为基本自治单元的本性,又要注意与现代本源情感和现实生活方式相结合.     

论儒家伦理对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

传统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这是由儒家伦理规范对中国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所决定的。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本身虽有其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应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换。     

儒家伦理:网络道德的理性回归

与技术防范和法制约束相比 ,道德控制对规范网络行为具有更大的优势 ,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 ,更是构建当今时代网络道德的理性回归。这是由于儒家伦理倡导整体至上的群体意识、固守崇德重义的价值认同、追求内省自律的个人修养、奉行推己及人的处世原则、强调克己复礼的意志约束 ,因而它在网络社会群我关系的调节、认知偏差的矫正、义利冲突的缓和、人己关系的建立、消极诱惑的抵制等方面 ,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思考

本文从儒家义利观思想的原本出发。以现代的标准去衡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探求其中的现代价值。认为：①儒家是从人本主义的“仁”出发,倡守义,又不否定利．实现了 在”仁”的前提下义利的统一．对当前克服利欲横流、人性异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②儒家义利观中 包含了社会公平思想,对我们处置当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现象有启发作用;③儒家义利观同市 场经济并非是不相容的,而且还有积极的意义。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如何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取精令用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