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论梁漱溟的中西古今观

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梁漱溟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当时的西化派的。当然,梁漱溟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中西文化之同,并以此为立论的出发。他阐述了中西之同两方面：共时方面的文化三层说和历时方面的文化三期说。实际上,梁漱溟所认可的,只是中西不能相提并论,一古一今不能等量齐观。其实,在中西之别和古今之异中,梁漱溟更强调的是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根于中西之别。因此,有些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异,有些则不是,关键要看它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说。所以,中西古今不能一概而观,文化的不同既有中西之异,又有古今之别;中西之异比古今之别更为根本。或许正如梁漱溟所言,我们所需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一种意志。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近代在经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同时,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从本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革命进程中,它自身也中国化了,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了“古今中西”之争和近代的哲学革命,而且在实践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使哲学革命成为政治革命     

巧借“东风”播春光──读王兴国著《郭嵩焘评传》有感

新春伊始,改革开放春风阵阵,扑面而来．此刻,捧读《郭嵩杰评传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感受良多。兹略述一二。改革开放,从狭义上说,是指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广义上说,也可以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古今中西”之争中,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斗争实践,甚至可以指汉唐以来中华民族与域外民族、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变革．投身于当今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我们不仅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也需要借古鉴今,观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通幽明之故．如…     

论世界和中国诸民族宗法制度发展形态的共同规律性

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包含有阶级对抗内容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不太发展的国家和民族中普遍而长期地存在。在宗法制度的发展史上，嫡长子继承制只是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和世界一些民族在宗法制度发展中，经常的现象是不存在嫡长子继承，宗法统治仍长期存在。宗法制度包含了阶级对抗，不是纯粹的血缘组织。女性在宗法制度中，成为为宗族家族生儿育女以继承宗族家族香火的特殊性质的财产，是宗法性婚姻的共同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阶级剥削制度的被推翻，是瓦解一切氏族血缘宗法关系的根本原因。     

儒家公私一德与家国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西之争而非古今之变的角度看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中国古代的礼乐政刑秩序源自天道性理之善、具有先验性,由性理而孝悌修身则有性德,即可执行礼乐政刑秩序而治国平天下,由此公私一德、家国一体;西方现代的法律法规源自理性自由平等下的后天人为契约,"信仰自由""道德中立"带来的是公私分离、家国分域,公共部分以维护生命财产权为主、与道德之善无关,私德自由由此也更容易陷入欲望的放纵与道德的危机。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中国古代更强调治理者自身的学以成德以及由此对制度的灵活运用,但更多的自主权也给了徇情枉法以可乘之机;西方现代更强调规则自身的繁密与制衡,限制了徇情枉法的同时,也限制了规则运用中的人为权变性(以及对治理者自身的相关要求与培养),而限制的盲点处,依旧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可能。     

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

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曹跃明，徐锦中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时代使然。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过去一直以意识形态之争为表现形式的国际经济竞争，现在多是以文化（宗教）和民族争端的形式出现，而文化之争实际上也是民族竞争的一种...     

"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

人们一般把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民族主义是这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就"五四"前后的民族主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尤其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自决或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转变,即从反满转为反帝,并提出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主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精神,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自由主义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使它更具有了现代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归属、忠诚以及团结的强调,也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由于在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上脱离本国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来,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之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至于保守主义,在激进的社会形势中以更冷静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深刻地提出自己构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理论并积极地进行实践.保守主义对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的重视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手段,使之更趋于合理.     

从中西古今之争看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传统思想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下曲折演进的,这种制约具体地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哲学重要分支的方法论,同样既渊源于传统思想。又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西古今之争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作一粗略的历史考察。一在中国近代,严复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加以突出。当康有为热衷于把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元”等概念加以揉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横跨中外 通达古今——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反思

"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借鉴西方哲学来发展中国哲学,乃是在按照西方模式建构中国哲学,而对古代经典进行诠释,则是强迫古代经典现代化。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不论中外关系,还是古今关系,凡"学"都是学"共相",学优于自己的东西,从观念的进展来看,都是一种融合过程。当代诠释学的宇宙恰好包含这两个主题,它既横跨中西又通达古今。从诠释学角度探讨中国哲学的"中西"与"古今"之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心灵的共振既能够逾越中西又能够通达古今。     

在历史与理念之间——汉宋学术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

在因外力作用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里,文化保守主义一般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传统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前者属于传统——现代的矛盾,后者纠缠着本土——外来的问题。用中国学界熟悉的术语讲,一为古今之争,一为东西之争。从中国经验观察,两者是容易混同或可能转化的,但从起源与性质上讲,不是同一个问题。传统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应,民族主义则既可以发生在前现代化的历史上,也可能产生于不同的现代化国家或区域之间。以经验为依据,从逻辑上分清两者的区别,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发展方向及社会功能,有非常内在的意义。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洪晓楠一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这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     

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以严复、章太炎对《社会通诠》探讨为中心

社会转型前的晚清社会并未越出传统民族主义的樊篱 ,以“华夷之辩”的民族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处理民族交往的重要准则与衡量标准。随着中西交往的进一步加深 ,传统的民族主义信念根本抵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标榜的世界主义的冲击。本文以近代西学、中学代表人物严复、章太炎对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对话为视角 ,试图揭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念诞生与发展的曲折历程 :就历史表象而言 ,是传统民族主义被迫告别数千年的宗法社会 ,屈辱地向近代转型 ;就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 ,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以近代学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文化品性进行极为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变革的缩影     

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20世纪的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与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全球化历史的产物。它既记载了古老中国被迫向世界敞开大门、承认并学习“他者”的苦难历程,也积极参与了“国民性”的挖掘和改造工程,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地理的绘制和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与构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同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然而,由于现代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特别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使得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很少关注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间的复杂关系,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学理式分析研究。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梳理、审视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与思潮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感、意识及其书写方式和特征。 20世纪跨度很大,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形态与特征也颇为不同,它对文学的辐射情形和文学对它的反应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很大差异。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弄清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是如何理解、言说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弄清他们的理解、言说背后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与文     

冯友兰与新实在论——新理学逻辑分析法述评

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创作了新理学体系,影响颇大。新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的结合。本文试图从方法论角度,对此作些探讨,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一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濒于灭亡的危境,“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近代的时代中心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得解放?如何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就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引     

人文关怀辨正之七：“民族主义”与“非民族主义”的统一

人文关怀是"民族主义"与"非民族主义"的统一。因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历来是各个民族的愿望和意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或互动,使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思想或意识。其中,积极主动的人文关怀或民族关怀是非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之观点和行为。     

论文化意识下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之历史建构

对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建构历程进行疏释是窥探中国民族主义堂奥之必要路径。通过充分开掘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传统特质,既可深入发扬中国民族主义之精神,加强民族文化之自我认同,又可破除拒斥"普世价值"者的民族主义狭隘论所带来的固步自封。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观念之特质在于其"文化意识"。而中国民族主义文化意识的建构历程则诏示:其当代民族主义只有在具有开放与包容特质的文化烛照下,才能逐步走向真正的自信与新生,并藉此有望贡献于现代世界政治新秩序的良性建构。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洪晓楠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冯友兰以其独特的理论方式，试图从哲学上解决东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