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体律赋

依宋代科举定式所作的律赋,我们称之为“宋体律赋”。宋体律赋在唐体律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在命题范围、韵数、用韵次序及韵书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当严格的趋向,其格法程式也远较唐体复杂繁琐。就写作特点和思想内容论,宋体律赋明显地具有两个倾向:一是自从规定题目须有出处(儒家经典和子、史)之后,律赋创作逐步走上了议政、说理的道路;二是随着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再度兴起,“以学为赋”成为潮流,并且随着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官学,天理性命、格物致知又成其为重要内容。由于在内容及形式上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对宋体律赋的综合评价不可能高,而近年来学界对其肯定则显得过多。要之,宋体律赋是科举考试的产物,与明、清时代的八股制艺一样,内容空泛、歌功颂德、缺乏文学精神是其致命的弱点,为文学史家所不取乃理所当然。但科举程式所打造出来的形式美,特别是它的音韵、文字运用技巧,仍是一笔可资借鉴的遗产。不过需要记住:连这点仅供耳目感官享受的美,北宋中叶以后的律赋中也已消失了。     

论文同赋

苏轼称赞文同“四绝”之二即“楚辞”（赋）。本文对文同赋作了综合评析,重点论述了其为民请命之赋,表现与苏轼深情厚谊的《超然台赋》,并对文同咏物的《莲赋》与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了比较研究。     

论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

对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向来少有人关注。律赋与词体在起源上具有"共时"的互动作用。律赋参与词体体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突破律诗整齐划一的形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来表情状物。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作为科举取士主要手段的律赋写作还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进而影响到词人的填词生态、心态与行为。要之,无视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词的体式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律诗与词的关系上,词体是律赋、律诗、骈文、乐府等多种文体的复合物。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唐代赋论概观

唐代赋论内容比较集中在对汉魏六朝古赋及唐代新体律赋的争议评价上面,并与当时文艺思想上不同倾向的论争相联系;而律赋理论及《赋赋》、《赋谱》等作则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成果,对宋以后律赋评论有重要影响。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论苏轼与理学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载: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苏轼也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一般论者多认为,这场论争不涉及政治或思想分歧,只是程苏二人因个性气     

朝鲜时代科试律赋考述

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辞赋,其体式有古赋、律赋、六言体.相对而言,律赋在科举考试中所占比重最小,留存作品也很少,因此,律赋成为科举文体的事实及其施行过程很少被人研究.其实,朝鲜时代自明宗朝开始就兼考古律赋,朝鲜末期的别试亦时而考律赋.朝鲜时期的科试律赋既继承了唐宋程式赋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点.     

晚唐律赋的散体化倾向

晚唐律赋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出现了散体化的倾向 :惯于采用对问体的结构是有意回归古赋的表现 ,而遣词造句方面流水对的大量使用、上下句句意的频繁转折变换、十字句法的运用以及语言的平易流畅都体现了散体化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律赋过分雕琢 ,引起了古文家包括律赋大家的不满 ,因而有意矫之以散 ;同时 ,古文运动的余风在晚唐尚有影响 ,朝廷重视古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注重散体的科场文化取向 ,也对士人的律赋创作朝着散体方向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杞菊之眷·遂初之求·舞雩之风——简析张杖辞赋的哲理内涵

张拭《后杞菊赋》以“杞菊”意象呈现中和之性,表现物我相得的自适心态,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陆龟蒙、苏轼、张未的赋作。此赋中的哲理思致是伴随着作者的审美体验升腾出来的,客体的直观性使其义理内涵具有充足的生成性。《遂初堂赋》视“厥初”为恻隐之心,竭力发明《周易·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指示返求本心的体验践行之道。《风雩亭词》则指出曾点不忠天理之中庸,时时刻刻都下着操存省察的日用工夫。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关于唐代律赋批评的两个关键词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宗,有"媚丽"和"清丽"之分;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应当指出,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要义,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在唐代文学家和律赋批评家心目中,"雅"与"丽"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我们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赋之外 ,社会下层还流传着一种或讲故事、或调笑取乐的通俗赋体作品 ,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 ;失传已久的秦汉“杂赋”也可借助敦煌俗赋而了解其大概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论文学语言的音乐性在赋体骈律化中的作用

明代徐师曾把赋划分为四种类型：一古赋,二俳赋,三律赋,四文赋。根据赋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前三种是赋的主要历史变异形态,而文赋不过是对汉赋的超度复归,因此就赋体发展的直线走向来讲,由散趋骈,由骈而律是其衍变的主脉络。本文认为,赋体文学向骈律化方向发展与这种文体本身的形态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这中间又贯穿了文学语言音乐性的审美追求     

窥陈编以盗窃--论唐代律赋语言雅正特点的形成

唐人在律赋创作中常取法前代典籍特别是先秦儒家经典 ,作者或引用成语 ,或点化经典中的语言 ,或袭用经典中的句式 ,从而有意识地造成了律赋语言雅正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科场文化的导向以及古文运动的影响分不开的。     

莲生何处:王勃《采莲赋》与咏物赋写作模式研究

莲花是六朝时常见的咏物赋题材,此类赋的写法在六朝也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模式。而初唐作家王勃遍览前人赋作后,在其《采莲赋》中提出了"莲生何处"的疑问,并且打破了原有的宫廷化的写作模式。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由六朝向唐宋转变的过程中,创作的主体和场域都发生了"由宫廷到江湖"的转变,因此赋体的写作手法也随之变化。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