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朝廷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者阿意取容,崇 尚利禄,士风因之大坏。汉末王莽改制失败,儒者借改制寄托理想的愿望落空,心灰意冷, 于是纷纷避世隐遁,隐逸之风大盛。东汉中兴,偃武修文,儒者复出,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仁宗时期是北宋士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士大夫群体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保守、萎靡的形象,转而以一种高昂、向上的精神状态示人,对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士风的转向,固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倡导的因素,但更多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密不可分。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北宋时期的西北士风——以陕西路为中心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的东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地区在文化方面逐渐衰落,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士人的总体数量亦与其他路分拉开了距离。但是同时,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西北的士风,开始更为密切的与民风相关联,呈现出很多地域性色彩,这是北宋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柳开事迹与宋初士林的豪横之气

出身五代旧家大姓的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科举入仕之初发展顺畅,并在地方官任内颇有业绩。但转换武职后,他的仕途却颇为坎坷,最终壮志难酬。柳开的遭遇与当时朝政转型的大背景有关,同时也与其个人豪横的性情及从政风格脱不了关系,而他身上的这一突出特点绝非个案,其实不过是宋初许多士人豪横之气的一个代表。通过进一步比对同类人物的活动,可以窥视到宋初士风及其演化的某种轨迹。     

祝寿词所见宋代士人思想意识

宋代的祝寿词数量惊人,有二千五百余首,祝寿词创作形成风气,祝寿词作品形成规模,集中体现了宋代士人的思想意识.在祝寿词中,宋人喜欢使用“东篱菊”、“三径菊”意象,表达长寿意愿,带有高情雅趣;在祝寿词中,也含有浓厚的享乐意识,尤其是知足之乐与安闲之乐;在祝寿词中,有一部分自寿词流露出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表现出“昨非今是”的思想,为祝寿词的创作增加了新的内涵.     

略论北宋初期的士人风貌

受五代颓废士风影响 ,北宋初期士人风貌承绪了五代之遗风 ,一时难以改变。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 )因循持重 ,逊言逊行 ;(二 )逸豫享乐的思想意识 ;(三 )隐逸之风盛行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

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对于研究宋夏关系有重要价值,但绝大多数都亡佚了,王应麟在《玉 海》中对此类文献有集中总结,个别宋人的传记资料中也有记载。     

宋代士人山水游宦与精神家园的内在建构

儒家的伦理中心和家国同构使士人仕宦游走于家国之间,山水之游成为体验生命漂泊与渴求安顿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宋人的山水游宦意在兼融两者的精神指向,以主体精神的挺立向外追询国的价值,践履职责承当道义;以山水之游的审美体验实现对生命存在状态的诗意转换,情理交融的心灵境界即构成家园感和价值归宿,成就出诗意栖居的文化的人。家园感的追询是虚灵的心理体验,借山水得以物象化、情境化地呈现,从而消解家园失落的悲剧意识,对它的追寻过程本身即构成精神家园的意义。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以晏畿道感伤词观宋代士风

晏畿道所代表的婉约词风,是当时北宋时期士人心态和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时宋代文人士子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思维的折射和反映.工致言情的词风与生平坎坷起伏的遭际,导致了晏畿道感伤词风的形成与臻于完善的过程,其清婉伤感与格律精微体现出宋代词体逐步成熟与完备的发展历程,颇具考证与论议的文学价值.     

论房琯对中唐初期士风与文风的影响

房琯是中唐初期的著名文士之一.他自身道德、才学兼美,同时也继承了前辈文儒所开创的优良传统,乐于提携、培养有才华有操守的士人.开元末期至肃宗时期,房琯一直和文士群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当时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尽其可能地帮助、支持、激励包括大批文人在内的正直之士.房琯对当时文士既愤激、抑郁却又坚贞、向上的思想心态和精神品质以及慷慨、沉郁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以宋代昭君诗为例

昭君出寒是历代诗人乐于吟咏的题材,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寄托了宋代土人各自的人生感慨,从中可解读出他们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不同的心态。     

宋代士人阶层封闭婚姻圈探析

宋代士人之家的婚姻通常源自两个异姓家族,甚至姊妹嫁与兄弟,亦即姊妹变妯娌兄弟变连襟的现象在宋代社会比较普遍,从而形成为数众多的相对封闭的联姻圈子,墓志资料中有大量的相关记载。通过探析这一景观的表征,可以窥见它对宋代婚姻领域及社会结构等层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加剧了突破等级婚瓶颈的难度,也使得社会板结局势更加牢不可破,这些都将给社会的进步、更替带来负面、消极影响。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由哀悼文学转向传记文学，更多地记载墓主个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进一步了解长辈为子女择偶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流行的择偶价值观。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