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探析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笔者结合西安市社会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该模式以"赋权参与、以人为本、合作共治"为治理理念;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为治理主体;以信任、协调、整合和互动机制为治理机制;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运行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等为治理职能;以"1+1+4"组织管理结构为组织治理结构。     

论重庆市在长江上游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作用

文章探讨在国际和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重庆如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自身加速发展.充分发挥重庆直辖和中心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评析了重庆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突出1个重点--长江上游经济区,解决1个难点--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困难,采取3项具体措施--加速自身发展、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完善协调机制的"113"对策措施.在区域合作机制完善方面,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角度提出建立政府和民间力量并重,以非政府组织--第四方平台为主体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社会稳定的合作治理研究

政府、市场、社会以不同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政府凭借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力对平安协会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通过自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通过志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借助平安协会这一平台,社会组织、企业、公民能够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打破了传统政府管理的一元格局,形成了多元合作治理格局,推进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组织只有保持与政府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为自身赢得更多发展资源与空间。社会组织自治力量的成熟,不会形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上海民间志愿服务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探析

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等重大事件见证了民间志愿者参与公益的热情和力量,这些民间志愿者组织服务在志愿活动中显示出独特的影响,初步形成了与"体制内"志愿者组织共生共存的格局。上海民间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是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重要载体。     

我国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

如何把日益增加和分散的民间社会组织有效地组织起来,协同完成特定政策目标,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研究了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由碎片化走向集成化的实现机制。研究认为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承担该任务的载体之一,它发挥着纽带、资源整合、社会组织的组织化和服务供给集成化的功能。应该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先培育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类的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提高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来推进地方治理和社会建设。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生成与运作机制

本文运用"智猪博弈"理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同时也运用该理论对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因素进行剖析,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不同的生成机制影响其内部运作机制,生成机制和运作机制存在内在的相关关系。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内部的运作机制,包括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于转换外部环境和其自身的生成模式,同时需要提高该组织的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     

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机制探索

分析了当前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成效与问题,重点论述了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进而提出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必须重点建立和完善以下机制:(1)政府主导的宏观监管与协调机制;(2)民间社团组织主导的沟通协商机制;(3)企业主导的组织规范运行机制。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农村环境治理的中国语境与中国道路

农村环境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否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不仅关系着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生活需要,也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更关系着农村社会稳定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一部分建制村的垃圾处理、厕所改造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村环境治理也存在着治理目标不全面、治理主体不丰富、治理载体不匹配以及治理机制不健全诸多现实困境。新时代农村环境治理新实践应着眼于以下几点的建设和发展,即治理目标均衡化: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都得到有效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农民主体、村委协调、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协同参与;治理载体协同化:树立经济与农村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健全农村环境治理政策法规,强化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撑;治理机制有效化:构建政府、企业、农民、村委、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合作治理农村环境的有效推进机制。     

“内生—增能”:民间行业协会的生长模式——基于北京中关村一个IT业行业协会生长历程的个案研究

立足民间行业协会生长的背景,通过对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政府职能转换、市场规范化、企业发展、社会治理都需要民间行业协会,而官办协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对民间行业协会的生成造成了压力,"夹缝"的生态环境客观上为民间行业协会"内生"创造了条件。同时,民间行业协会也只有有效整合政府、企业资源,实现自我"增能"才能成长。"内生—增能"的模式,揭示了本土民间社会组织生态环境的"张力",对于国内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预期制度模糊导致"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系统不足导致依附性与独立性并存;强制性制度变迁职能错位导致监管过剩与监管不力并存;诱致性制度变迁利益机制偏差导致"非营利性"和"利益驱动"并存。优化我国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基本思路是:确立政府与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为制度变迁奠定思想基础;完善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为制度变迁提供外部环境;加强农村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为制度变迁提供内部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作用机制与发展路径

在旅游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旅游者等主体的交互活动越来越具有民间外交属性。旅游业民间外交功能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考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辨析旅游民间外交内涵、主体的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与发展路径。旅游民间外交的作用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城市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构建合作框架;旅游行业组织与机构搭建外交平台;旅游企业作为外交载体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出境游客担当文明旅游“外交大使”。据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民间外交发展路径：城市地方政府营造旅游民间外交环境;旅游行业组织和机构促进市场开发,提升中国旅游业公信力;旅游企业外拓合作共赢,共筑国际旅游联通网络;出境游客化身外交“形象大使”,塑造文明形象。     

信息治理:林农合作组织生成与运行治理

虽然林农合作组织正从传统的合作组织向新型的合作组织转变,但如何吸纳更多的林农加入合作社,林农合作组织怎样运行才能增加更多的绩效,激励机制如何更好地促进林农合作组织良性发展,仍是困扰林农合作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针对简单借鉴企业治理所采用的产权治理理论来分析合作社的合作问题与治理机制的现象,在指出当前关于林农合作组织及其治理的错误认识基础上,构建分离均衡的林农合作组织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信息治理有助于解决林农合作过程中的分离均衡问题,进而提出推进会计建设是林农合作组织生成与运行信息治理的务实道路。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理论视角与实践反思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需大力提升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意识,在认真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均从不同维度阐述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与具体机制。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未来需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优化制度环境,推进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共治网络;下沉治理资源,拓展社会组织的基层服务能力;明确治理核心,构建党建引领的融合共治模式;借力智慧平台,创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重大疫情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引导正面社会舆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疫情治理中也面临着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缺乏系统化的制度机制体制、社会监督与反馈明显弱化、合作平台建设方式单一等诸多现实困境。而需要基于明确价值定位、优化制度环境、创新治理方式、积极借鉴经验等维度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以实现科学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介绍

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长期坚持"立足上海,依托长三角,引领学科发展,培育学派风格"的发展目标,围绕"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合作机制"的核心论题,置身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和世界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环境,创建学科平台,打造学术团队,努力培育符合国家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和管理需求,契合世界学术发展潮流的研究方向和学科生长点,凝炼出组织决策与关系协调、社会网络与社会风险管理、社会流动与社区治理等优势研究方向,确立了在国内社会学界的独特地位.     

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实践过程与运行逻辑——以四川雅安为例

协同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领域的发展方向与必然路径。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社会力量协同政府进行灾害治理逐渐走向理性化,四川雅安逐渐形成了以"党政领导、群团实施、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特征的灾区社会管理服务机制和社会资本协同治理的平台运行模式。本文基于对四川雅安灾害治理实践的考察,总结了政府与社会力量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自上而下推动、官僚组织同构、社会组织吸纳与培育、项目制运作的实践过程,并梳理出灾害协同治理"从科层动员到社会动员"、"从总体性控制到技术治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从偶发创新到扩散转化"的多重运行逻辑,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其他地区和领域中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平台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