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现代公民权起源的两种解释;比较与评析

针对现代公民权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解释框架;一种是以查尔斯·蒂利为代表的战争谈判论.另一种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城市类型论.在结合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可以得出一个有关公民权起源的比较全面的认识;现代公民权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产物,在本质上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论近代苏北地方社会的失范

在近代,苏北地方出现了匪化、劣化和秘密会社勃兴三种大规模的社会失范现象。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失衡、控制体系瓦解以及苏北地方社会的全面衰败。社会失范与社会秩序丧失为政治共生态,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丧失导致匪患严重;劣化之乡绅沦为把持地方、对抗国家的恶势力;青帮和刀会扩展迅速,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混乱。三种失范现象交互作用,使苏北处于极度的混乱无序状态,严重影响其社会的正常发展,苏北地方危机日益深重。     

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与历史逻辑

建构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近代以来传统政治秩序总体性危机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建构强大的现代国家的使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以广大工人农民为阶级基础，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成功建立起了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和社会组织整合机制，获得了推进和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夯实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社会动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同时，充分展现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形态。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单位体制:一种现代国家建构的方案

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的挑战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单位体制为社会的整合和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形式,是中国在通往现代国家进程中作出的现实选择。单位体制之所以能够促进现代国家的成长,主要原因在于它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构了一种强依附的纽带,并有效实现了资源汲取与再分配、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等功能。正因如此,国家政权才能克服晚清以来内卷化的趋向,实现了政权的扩张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并由此而获得强大的国家权能。然而,单位体制的不足在于它全面侵蚀了社会的存在,国家权力无限扩张,这是背离于现代国家有限政府原则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体制逐步消解,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呼之欲出,现代国家建构进入新的纪元。     

论现代乡村法律秩序的特征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是新时期在广大乡村地区的存在的一种法律亚秩序,与传统社会的乡村法律秩序相比,具有现时段、地域性、重构性、博弈性等四个方面的特征。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经历了革命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下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改革后多种组织体制并存的局面,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重构日益显示出对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这是基层社会对超大社会管理能力和单一制国家整合能力的挑战。本文在分析了改革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从认识论的角度理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组织重构的前提。文章最后指出,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从组织体制上培育基层社会的社会自主性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抛弃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论从组织体制上保持基层社会的发展持续性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历史生成及四重维度

现代国家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深刻省思。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视域重建使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概念具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从哲学批判出发,联系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副本”来批判现代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原本”;在宗教批判层面上,将宗教神学批判和政治现实批判同步推向纵深,揭露现代国家与宗教国家的共通属性;在制度批判层面上,剖析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在实践批判层面上,揭示政治国家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为超越现代国家、扬弃政治现代性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路径。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四重维度共同构成一幅内在逻辑嵌合的理论图景,蕴含着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历史命运的洞察。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基本模式是创建新民团制度,以民团为中心力量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在当时广西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新桂系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不足之处和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其更深地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加重了社会危机。新桂系最终没有找到解决乡村危机的出路。     

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城乡一体。近代兴学以来,新式教育机构密集于城市社区,基本上将乡村排挤出去,乡村精英源源不断地脱离乡村向城市集中,乡村整体上的文化水平陡然下降,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而且在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改革开放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在日益扩大其影响,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德风尚正在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部分道德观念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改革和发展,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改革和发展,又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先声和前导。因此,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全面深入的背景下实现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一个分析视角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现代化所需的巨量资本压在了仍停留在糊口生活水平的小农身上,现代化的行政权力以及新式教育亦以国家强力向乡村挤压。在现代化的种种压力下,小农生活陷入贫困的深渊,乡村内生的自治资源受到削弱而新的行政整合机制亦带来了基层政权的“痞化”,乡村原有文化调节机制在新式教育模式的强力挤压下受到破坏,新式教育机制未能成功地在乡村落地生根。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陷入了全面的生态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一)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加强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研究与扬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着眼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深刻揭示其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集中反映了各个时期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无论是思潮的冲突融合,还是思潮的兴衰,都根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从唯意志主义和存在主思潮的悲观色彩中,映照出西方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面危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消极、颓废心理,描绘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生活在资本入义社会中的…     

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对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观点作了历史的评述。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中华文明帝国的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即存在着是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认为,在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并非没有结合的可能。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