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化资本”的有限与可能

自“底层文化资本”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对其内涵与价值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本研究尝试从底层文化资本的推演逻辑与实践范围两方面分析底层文化资本的有限，并就底层文化资本的推进提出建议：在理论层面，要借鉴国外多元化的理论视角、补充定量的研究范式；在实践层面，应探寻与拓展底层文化资本理论的群体与场域边界。     

“假仁”之霸——儒家王霸之辨中“霸”的意象辨析

王霸之辨中的“霸”通常被理解为崇尚武力、完全不讲道德信义、赤裸裸的强力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儒家在讨论“王霸”问题时，其心中的“霸”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强力政治，而是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春秋霸政。这种霸政虽然以实力为后盾，但同时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在获取政治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往往也以仁义的姿态示人，是王道政治的“似是而非”者。战国时期那种弃仁专力、弃信行诈的政治模式，算不上是霸道政治，而是一种被荀子称为“强”的政治。“力”与“假仁”的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霸道。历代思想家们辨别王霸、批判霸道的主要着力点不是霸道的“以力”，而是霸道的“假仁”。正是霸道的“假仁”，或者说它与王道极具迷惑的相似性，才使得儒家感受到了辨别王霸的必要性。     

论民初日记体小说的“男子作闺音”

民初的日记体小说存在“男子作闺音”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读者的喜好以及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关。民初的这类日记体小说比较明显地打上男性作者的烙印，作者按照心目中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来塑造女性，并且时常会提及女主人公的“愁”和“病”。从中可看出，男作者在借小说中女性的际遇来关照自身的命运。     

资本的绝对界限及其合理超越——兼评梅扎罗斯的“超越资本论”

“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是马克思分析资本问题的基本立场。“消灭资本”不仅是因为资本无序扩张将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也表明资本的内在矛盾（绝对界限）必然令其走向自我毁灭。梅扎罗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们面对资本并非“别无选择”，而是应超越资本，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新陈代谢生产秩序。具体说来，资本的绝对界限表现为：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物质条件的破坏、女性解放与实质平等的挑战、长期失业与人口危机的宿命。梅扎罗斯“超越资本论”强调资本作为新陈代谢生产秩序只能在总体上被超越，对我们认清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这一理论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认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彻底超越（否定）资本，则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资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和历史多样性，未能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克服“资本的消极面”，并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实现劳动解放。     

股份制“两权分立”说及其对我国股份制规范

一、股份制特征是“两权分立”不是“两权分离”两权指虚拟资本所有权与现实资本所有权。以往人们谈论西方股份公司的特征时,总是以股东的资本所有权与管理阶层的经营权相分离作为主要特征。这种传统的“两权分离”说其实似是而非。我们深究一下,不难发现,原先分散的股份资本一旦投入公司运营,就联结成公司集中的现实资本,股东不能也无权抽回,只有监控权。这就是说,股东丧失了或让渡了以股份投入的资本现实所有权,作为代价或交换,股东获得了股票这种虚拟资本的所有权,股东凭借这一所有权,定期地获取公司现实资本相应的孳息,即股息,另一方面,公司法人获得了现实资本所有权(公司独立产权的基础),正是依凭公司现实资本所有权,公司的管理阶层才会有充分的经营权。因此,股份公司的主要特征不是模糊不清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是十分明确的虚拟资本所有权与现实资本所有权的分立,即“两权分立”。这里,所谓虛拟资本,就是与现实资本相对而言的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并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估算或想象资本①。马克思指出:“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②(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而所有权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度和历史时期有一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清初传记文人物底层化倾向研究

清初传记文出现传记人物底层化倾向,大量社会底层人物如底层知识分子、底层女性、艺人、异士等入传。其原因与史传文学关注底层杰出人物的传统、社会动乱逼迫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走向下层社会、底层人物的人格力量感染士大夫阶层以及底层人物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等因素有关。     

一种“解蔽”的共同体实践：中国城市底层电影的人民性与人民影像记忆重塑

作为以“底层”为方法、“空间”为路径的生活影像政治和视觉理性启蒙,中国城市底层电影从底层史观的视野建立了一种新的银幕文化主体性,重构了当下大众文化书写脉络中人民影像的错位表征,〖JP2〗以社会解剖学的文化政治立场重塑核心观众关于人民生活现实日趋偏狭的视觉经验与记忆认知,为其重新敞开关于城市底层生存媒介感知的银幕视野。基于情感共通、现实批判价值归同、异质性叙事审美认同的城市底层电影,试图以批判性姿态“解蔽”社会系统结构内部的不公、失衡与非正义,由此触发作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跨阶层大众相似生命体认的共鸣共振。     

阶层、性别与空间:民国时期崇洋消费文化的生成与传播

崇洋乃是民国时期消费文化的根本特质,其生成与传播至少可从阶层、性别与空间三大维度进行解读.社会中下层对中上层消费示范的模仿与僭越,导致崇洋消费突破社会区隔而实现阶层之闻的传播;中上层女性和边缘女性对时尚的追逐和引领,则实现了崇洋消费在女性群体中的广布,形成于沿海都市空间的崇洋文化,亦可借助人口流动等因素而蔓延至内地城市和乡村.     

从旁观者“我”的视角看新世纪底层写作——以《那儿》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例

2004年,随着作家曹征路的《那儿》发表后,随着“底层文学”的被命名,底层创作从边缘地带逐步进入到文学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作家以底层为书写对象：迟子建、刘庆邦、陈应松、孙慧芬等等,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底层。曹征路的《那儿》和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以“我”这个旁观者为故事的论述者,来展开对底层的论述。本文试从作者的这一论述角度来探讨作者创作的立场及其态度。     

从“虚求”到“需求”:盲盒中的消费主义审视

盲盒是新阶段资本逻辑支配下创生的新概念商品,其背后渗透的是消费主义社会思潮。资本瞄准部分精神空虚的年轻人“趁虚而入”,制造出盲盒这一虚假需要,导致受蛊惑的青年迷群在“虚假需要”和“虚无意义”的追逐中出现病态的倒错;利用大众传媒营造出自由、时尚的“消费幻境”,从而诱惑、捕获消费迷群,导致青年迷群在“伪时尚”和“伪自由”的消费体验中丧失真正的个性与自由;最终通过消费派对的“盛宴狂欢”诱导消费者,导致沉浸在消费派对中的消费迷群形成物化人格,走上舛误的消费之路。因此,必须全面深刻地剖析、批判盲盒中的消费主义,教育引导痴迷于盲盒的消费者走出消费主义的歧路。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试论“新意见阶层”

“新意见阶层”是一个新近出现又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它有特定的内涵和形成的背景、条件.文章在如下一些方面作了探讨:“新意见阶层”概念内涵、外延的界定,如何看待“新意见阶层”的代表性问题,如何认识“新意见阶层”的社会作用等.“新意见阶层”在反映民意、推进廉政建设及决策民主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新意见阶层”素质不一,如何规范其网络行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观点摘编

社会分层标准:对社会资源的掌握 陆建华(《生产力研究》’96.)据此认为,社会显然可以分出几个阶层:①有权者阶层;②有资本者阶层;③无权无资本者阶层。杨帆(同上刊)认为,名誉也是一种资源,人的智力、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资源。但是,权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源。 “现实的人”的“三大要素” 桂大成平文艺(《天府新论》’96.)认为,“物质生活条件”、“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研究“现实的人”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的研究问题     

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对阶层聚类,只是解决了社会分层中的类型学问题。在阶层聚类的发生学问题,即成员资格竞争条件和社会流动的路径依赖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根据“流动表中成员获得初职的家庭背景影响”、“社会关系在决定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性排序”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社会资本在阶层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整合和集成作用。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减少风险,增值增效,也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社会资本诱导资本与公共权力结合和相互渗透,扩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使国家管理者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互动中面临着交换的权衡和被收买的考验。     

“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与资本蕴含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著名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原始积累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又是“资本来到世间”的真实写照，马克思形象地描摹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面目和充满罪恶的掠夺史。“资本来到世间”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的历史出场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来到世间”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资本现代性有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突破“资本原罪”的理论局限，科学认识资本的二重性，在社会历史视域中展开对资本的理性解构，在认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过程中超越资本现代性。     

农村“富翁阶层”的出现及其影响——南通市“农村大户”的调查

十年前,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总体上收入差距很小,也普遍贫穷。十年后的今天,农民这一阶级逐渐分化为若干个比较明显的利益不同、愿望要求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大致可概括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党政管理者阶层、盲流阶层。不同的阶层都在逐渐富裕、而其中有一部分人富得特别快,其收入与拥有的财富远远高于农民致富的平均水平,成了十万、数十万乃至百万富翁。在南通地区农村,人们把他们称为“大户”,我们姑且把这一批人称为“富翁阶层”,以区别于普遍富裕起来的农民群众。“一万两万贫困户”——农村富翁知多少?在南通的一些地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万两万贫困户,三万五万还马虎,十万     

资本大鳄张海鲸吞健力宝

18岁出道，27岁便成为“资本猎人”。入主健力宝，导演“方正股变”……以小博大的资本游戏，张海玩了又玩。隐身于众多上市公司背后，握50多家壳公司在手。张海的一举一动，注定是财经记者追逐的明星——     

《阿斯彭文稿》中性别意识的解读

《阿斯彭文稿》中隐藏的性别意识首先表现在作者在不动声色中对故事叙述者动机的消解,他对阿斯彭文稿的狂热追求下掩盖着他对名利的疯狂追逐;其次作者也成功地消解了叙述者的男性中心主义。在叙述者看来,女性的最终价值体现为“物化”的价值。作者对于《阿斯彭文稿》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意识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作品中的“隐含作者”隐晦地表达出来。     

澄清对马克思一个命题的误解──“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学术界对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关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论述存在一些误解，作者以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为依据，阐述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及其适应范围，以及马克思对待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科学态度，从而澄清了学术界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上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