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支制政治形态——以传统彝族家支社会调查为基点

民主改革以前,彝族社会在缺失国家直接统治的状态下,长期通过家支的方式来组织奴隶社会,由此产生家支制度。在关系叠加视角下,彝族的家支社会既存在基于财产关系对立而产生的奴隶制,又因血缘家族关系的延续与放大而缓和着对立关系,形成等级分化基础上的家支共同体,从而形塑着家支内部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分离又双向依赖的双重性政治形态。家支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单位,通过双向的家支权力结构、双重的头人权威来源以及互依型的权力义务关系,建构出稳固的等级身份制度,成为彝族社会公共权力与统治秩序的稳固基础。直至民主改革后,这种双重性的政治形态才因外部性国家力量的逐步介入而发生根本变化。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

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独生子女总量已经居世界首位,从家国关系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估非常有必要.基于全国5000份问卷调查样本,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量化分析发现:家国同构模式并未对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优势递减效应”的存在及公共生命历程一致性也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国家一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重新思考国家-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位置非常有必要.     

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 ,它描写了主人公西门庆的家庭从拼凑形成到败落散亡的全过程。《金瓶梅》之所以以家庭为描写中心 ,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家和国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 ,也是最重要的。“家国同构 ,忠孝一体” ,家是国的缩影 ,国是家的扩大 ,国这个范围里的君臣等人伦关系、秩序原则来源于家 ,又通过家得到普及和巩固。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国家的基础 ,它的变化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金瓶梅》通过“家”这个窗口来观照“国” ,观照整个社会 ,对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有大量的描写。明末资本主…     

论宋代家训家范与民间社会控制

宋代的家训家范突破家庭家族之范围,在民间充当“家法”角色,与国家的“王法”互为表里,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国家对民间社会的控制。     

中华家国文化的新时代阐发与实践

家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德教化、秩序维护、风气塑造、社会治理、文明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辩证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家国文化蕴含的立德修身、睦亲齐家、爱国如家、家国一体、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之道,要求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激活家风家训的社会治理功能,筑牢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升华“天下一家”的大同情怀。这是对中华家国文化精髓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对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画好同心圆凝聚民族复兴力量、推动全球发展正义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对梁治平《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的思考

梁治平先生的《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一书考察了“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五个关于中国古代致治的观念，是近年来从观念史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政治的代表性著作。“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今人面临的许多纠葛与古代观念的延续不无关系。接受了新观念的人未必抛弃了旧观念。就此而言，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些“旧社会”的“新人”和“新社会”的“旧人”。     

法国“新哲学”述评

继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之后,在法国又出现了一个反映资产阶级精神的哲学,这便是“新哲学”。它的出现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十分引人注目。在1977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成了法国宣传和学术争论的中心,“新哲学家”的文章,谈话充斥着法国的报刊、电台和电视节目,并且很快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所谓“新哲学”是怎么回事呢? 一、“新哲学”的概况和它产生的社会原因 “新哲学”原是法国的一股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但直到1976年才被冠以“新哲学”名称。首先使用“新哲学”一词的是“新哲学家”之     

传统礼法制度对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整合

传统礼法制度是长期统治古代中因的社会基本制度。探讨传统礼法制度整合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秩序的途径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及传统礼法制度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古代中国与西方"家与国"关系结构的差异及对法律秩序内涵的影响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促使家国同构,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国家;古代西方国家(指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家与国最终实现了分离,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私有制—国家。古代中国,国家规范采纳的是私权力特征的伦理秩序,法律秩序只是伦理秩序的变体;古代西方,国家规范采纳的是公权力特征的法律秩序。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是伦理秩序的变体,所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农本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需要对中国古代法律秩序进行全面重塑。     

兼综儒道贯通天人--论王安石"天生人成"的哲学思想

天道和人道、无为和有为是儒、道两家哲学中的基本矛盾。王安石在吸取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融合两家、贯通天人的“天生人成”论。既肯定了道家天道无为观 ,又继承了儒家人道有为论 ,并将两者整合为事物生成过程中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的两面 ,达到了天道和人道、无为和有为的辨证统一 ,把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赓续创新的纵向历史进程。从纵向与横向的二维结合中,可以清晰地管窥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轨迹及逻辑进路。传统乡土社会“礼主法辅”的无讼自治,近代以来演变为“崇法抑礼”。新法与旧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加剧了转型乡村“事实秩序”的生成。新时代的“三治结合”超越了长期以来礼法对立的思维局限,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理念耦合创新的基础上,将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为新时代乡村善治提供了现代与传统交融、国家与社会共生的路径选择。     

习礼成俗: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

在中国传统秩序体系中 ,“官民相得”的运行机制曾有效地发挥了稳定社会、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在明清东南海洋区域 ,官方有意识地不断推进礼仪的下传 ,民间则积极地呼应官方的教化要求 ,谋求由习礼而应举 ,由应举而入官 ,习礼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行为 ,人们在家庭内习礼 ,在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中习礼 ,在听说书、观戏曲乃至各项职业行为中习礼 ,在各种宗教活动中习礼 ,由此形成了传统礼仪的习俗化倾向。习礼成俗成为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基本途径 ,其中既包含了国家权威向基层的渗透 ,又映现出基层社会对国家的依附和投靠。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家文化视角下的公共参与

家文化中既存在阻碍公共参与的因素(只有家族主义而无公共精神,只有家族生活而无社团生活,只有集体主义而无个人主义),也不乏促进公共参与的积极因子(泛家族主义的公共精神、社团化的家族自治。包容性个体主义),且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公共领域结合在一起有其必然性。因此,应全面考量家文化对公共参与的影响,规避改良其消极因素,挖掘提升其积极因素,推动公共参与的健康发展。     

荀子的礼法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关于礼的思想,把礼和法协调统一起来,构建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礼法思想体系。“性恶论”是其礼法思想的人性论根据,“礼义之化”是形成礼法思想的渊源,“法者,治之端”是其法治思想的法家倾向。深入分析荀子礼法思想的社会意义,这对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传统礼法制度对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整合

传统礼法制度是长期统治古代中国的社会基本制度.探讨传统礼法制度整合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秩序的途径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及传统礼法制度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论元曲家对屈原的评价

随着传统信仰的失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元曲家对封建政治的价值普遍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又促进了“避世”思想的膨胀,成为中国避世哲学的和声,并在元散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貌似游戏文字的散曲,能更自然地流露在传统诗词里不易流露的真情,发泄内心的牢骚。基于上述原因,元曲家对屈原的忠君爱国、清廉、独醒等为历代文人所推崇的传统美德进行了重新评价,将其作为对立面予以了彻底的否定。     

“个体-共同体”关系变迁中的新时代家庭建设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共同体”的关系变迁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也在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中走向个体化。个体化浪潮下的家庭变革为个体和家庭共同体带来一定的危机,在新时代背景下进行家庭建设,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家庭建设的积极探索,又符合中国家庭特殊发展模式的国情需要。“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这四个层面阐明了新时代家庭建设的理论内涵,展现出中华文化独特的家国情怀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建设路径。在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新时代家庭建设思想对完善家庭与社会治理,构建家庭共同体,积极发挥家庭在社会治理、个体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使命,促进人的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使家庭成为社会和谐、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