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内部教学管理去行政化改革调查——基于管理人员的调查

为解决当前高校教学管理存在的行政化现象对教学行为的干扰问题,开展问卷调查,采取交叉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高校内部教学管理行政化现象集中体现在师生在教学管理上的权限和参与度低上。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行政管理观念的固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发展不均以及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影响。因此从落实以师生为本的管理理念、重建学术权力的核心地位、下降管理重心以及理顺与宏观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提出解决措施。     

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及其去行政化

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历史的梳理,从宏观历史传统、国家政治模式和文化心理意识等方面剖析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提出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两点建议,即:一是要积极开展高校的“去行政化”研究工作,确定试点方案;二是要审慎地推进高校“法人化”改革工作.     

高校行政化的制度根源与“去行政化”——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高校行政化的本质是高校被纳入政府体系之中,在与政府系统交互过程中日益趋同化,最终成为与政府同形同构的社会组织的现象。高校行政化的产生源于高校组织的制度化,宏观上制度环境合法性的压力、中观上组织场域中组织基于功利激励的理性选择和微观上共享观念对高校组织的形塑,这三方面共同促成了高校与政府的组织趋同。在与政府组织趋同过程中,高校过于注重合法性机制,忽略了效率机制,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因此,要推动高校的良性发展,使高校组织在合法性和效率之间达成平衡,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高校的去行政化:转变政府职能,变革制度环境;实现校长民主遴选和专业化;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重构高校共享观念。     

高校去行政化与高校管理者职业化探索

我国高校去行政化已成大势所趋。高校去行政化,是去除与高校发展不相协调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基本的行政管理不仅不能去掉,而且要加强管理。去行政化之后,高校管理者要走职业化发展道路,目前来看,可以在校长职业化、教育职员制、取消双肩挑、明确权责等几个方面对高校管理者职业化做出尝试。     

社会工作去行政化中党的领导力问题研究

社会工作以其独特的人本精神和专业优势,在促进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却存在着去行政化问题。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大环境,任何社会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力对社会工作所施加的影响是否归为行政化的范畴,需要认识和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力与社会工作价值追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政治功能上对于促进社会工作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行政化不等同于党的领导力,党的领导力也不能替代社会工作;党的领导力对社会工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体现在价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方面,也体现在对社会组织建设的推动和整体专业素养的提升;去行政化背景下更需加强党的领导力,要摆正党的领导力、行政化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增强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深度融合,并从政治领导和思想引导方面强化对社会工作的政治功能。     

大学章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契机

高校“行政化”可以分为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和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行政化.高校“行政化”势必会降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阻滞决策程序的多元化参与、助长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越权干预、妨碍学术事务的有效开展.要改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依法治校,通过大学章程的建设,重新定位高校与外部的关系;调整高校内部的决策、行政、学术治理结构.使大学章程作为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契机,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管制到监管：高校去行政化路径探析

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影响,高校运行管理模式和政府大致相同。高校过度行政化的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历史使命的达成。高校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转变政府和高校的角色定位。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构建服务理念,强化法治和监督约束机制建设,从管理走向服务,从全面管理控制转为监督管理,是去行政化的可行之路。     

高校去行政化的制度设计

高校去行政化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高校去行政化就是恢复高校的自治性与学术权威的至上性,其路径在于高校的内外部管理范式的重新设计与构建.综观国外的经验与我国高校改革的相关实践,高校去行政化的制度设计要依法进行,具体就是通过大学章程即高校软法对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进行规范和高等教育法对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进行厘清.     

检察机关去行政化审批模式改革探析

行政化审批式的办案模式是检察机关办案责任制改革必须面临的问题,而去行政化审批真正需要摒弃的是隐性办案模式。去行政化审批的目标,是要构建检察官独立行使办案权与监督制约辩证统一的办案责任制。案件的集体讨论制度在去行政化审批之后仍需保留,集体讨论制不仅是独立办案权行使过程中办案人的制度保障,而且是对独立办案权进行监督制约的重要形式。     

法院定案权去行政化的现实思考

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是推进法治体系建设的坚实保障。院、庭长审批制改革关系到审判权尤其是定案权的归属,是法院去行政化改革的主要抓手,对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具有深远意义。当今法治环境下,院、庭长审批制的存在有现实因素和体制背景,其存废将是一场渐进式的改革进程。因此,在承认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相对分离的基础上,设定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的行使范围和方式、合理设定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的相应责任,是院、庭长审批制改革的阶段性策略,建立主审法官责任制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则是法院定案权去行政化的长远目标。     

高校内部管理“去行政化”改革思路探讨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去行政化”改革是针对高校行政化问题提出的.首先,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是改革的前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性质、主体和行使方式不同,二者的关系决定了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类型,二者趋于均衡的体制可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其次,建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平衡机制是改革的关键.要在制度规定上界定清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范围;在机构设置上建立健全完善的基层学术权力组织;在权利监督上充分发挥教代会的民主监督功能.     

大学“去行政化”论纲——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之一）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从目前我国法院的实际运行看,法院内部存在着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性质的管理,这种二元异合结构的存在是导致法院审判管理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根本原因。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二维管理制度体系,在区分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建设,构建起两种性质管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雏制度体系,实现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法院行政管理的效率。     

高校“去行政化”与重塑大学精神

高校行政化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对外管理政府化;二是对内管理行政化;三是由政府化和行政化滋生的官僚化。随着高校行政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强,大学精神被严重扭曲。因此,对外要去政府化,扩大自主办学,重塑独立精神;对内要去行政化,突显学术自由,重塑科学精神;在高校内外管理上去官僚化,彰显以人为本,重塑人文精神。     

股权结构多元化与代理成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一种新解释

上市公司股权割裂导致股东目标的差异,当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股价走势出现背离的时候,不同类型股东的目标差异变得不可调和,使上市公司经理经营决策时面临股东方面的双重约束.从股东目标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公司经营效率受到了损失.我们将这种效率损失定义为上市公司第二种含义代理成本,以示与传统的因代理者与委托者目标差异导致的效率损失来定义代理成本相区别.本文首先对这种代理成本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然后用一个经理约束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对第二种含义代理成本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以用友软件2001年度红利政策作为代表性案例,实证地展示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中的这类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与资本结构优化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企业的代理成本不仅影响到企业的治理结构,而且还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在M-M定理的基础上,通过对詹森和麦克林代理成本理论的分析,认为对资本结构进行合理安排,不仅可以实现其自身的优化,而且可以使企业代理成本最小化。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10条建议

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改革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直接关系到事业单位能否真正回归公益属性，能否为公众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本期“每期一题”聚焦“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改革”问题，从高校去行政化、高校职称制度改革、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建立等维度提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改革的可操作建议。     

试论社保基金投资的负代理成本

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进行委托理财投资,名义上存在着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实际上由于受托人的利益输送行为而呈现负代理成本。文章构建模型论述了负代理成本的理论假说,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负代理成本的存在,并讨论了其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     

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效应的实现——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样本分类,分别考察了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两类机构投资者在不同的控股环境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了代理成本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之间起到的重要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投资基金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有效促进民营及国有上市公司绩效的提升,且代理成本在二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证券公司持股比例仍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的传导机制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但与国有上市公司绩效无显著关系;民营上市公司中,基金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及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