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文学:“自媒体”时代的大众狂欢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文学与传播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以近年来流行的传播媒介——微博为切入点,着力探讨在这一新的传播平台上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微博文学”话语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内在机制和表征方式的独特性.作为自媒体时代文学自身发展的产物,微博文学是多元共生的文化背景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为当前大众的思想狂欢提供了新的舞台,不应以认知的偏见,简单地将微博文学的价值予以否定.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文学教育的现实意义

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通过网络来表达自我的利益诉求,其媒体权益得到扩张。但通过调查发现,青年一代使用自媒体素质并不高,仍存在许多困惑。而文学教育自身的特点,使得自媒体时代文学教育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通过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其媒介素养,从而更好地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理论何处去？

随着影像文化兴盛而促发的"文学终结"之说,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命运前途的思考:以探究文学的本质为旨归的文学理论是否也会随之走向终结?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本质进行反思,是一种对所有批评实践的预设进行质疑、发问的"元批评"视角。我们从这种"元话语"视角出发,一方面从存在论角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探究,揭橥了逻各斯定义这种传统把握本质方式的限度,并试图以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来超越这一限度,这一探究路径最终促使转向对文学进行功能性界定。由于存在论视域本身固有的盲点和局限,我们从存在论转向实存论,将文学的本质作为实存概念来把握。这种从实存论出发把握本质的方式,最为典型的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概念,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型不仅有效避免了本质主义和任意随机性的两难选择,同时也走出了存在论视域解释学循环的痼疾。     

"文学终结"论的中国解读

“文学终结”论在中国的形成 ,其蕴涵存在着价值论的迷失。电讯时代与文学终结论有着复杂关系。“文学终结”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症候式阅读”的理想文本 ,细细解读 ,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进行更具深度的思想体察。     

浅析自媒体时代媒介伦理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自媒体逐步革新人们信息交流的方式,成为重要的舆论传播工具。但由于自媒体自身固有属性等众多原因导致利用自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活动时出现了网络舆论导向偏失、信息传播价值缺失、网络侵权、网络技术加剧道德危机等一系列媒介伦理问题。本文立足问题产生、发展形式及生成机制,相应提出系统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完善自媒体行业机制和道德秩序、探究舆论引导有效机制等解决对策。     

论自媒体时代隐私权的保护

当人类进入了以博客、微博以及微信等为载体的自媒体信息时代,作为言论自由的延伸,具有先天表达自由的优势,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旦自由表达超越了其合理范围,则会出现与隐私权的冲突。所以,有必要立足于自媒体表达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社会现实,通过制定网络隐私权的专项法规、增设专门的网络隐私保密机构以及创新隐私权保护的技术化等措施来加强对隐私权的有效保护。     

论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主体广泛性、速度及时性、过程互动性、内容复杂性等特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一元性、权威性、针对性和理论性形成了挑战。同时,自媒体时代也为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力、吸引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带来了机遇。加强和改进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需要实现传播模式由以“单位传播”为主转为与“社会传播”相结合,传播内容由以“理性传播”为主转为与“感性传播”相结合,传播主体由以“教育者”为主转为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传播监管由以“技术删控”为主转为与“法德并用”相结合。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终结论”思潮勃兴原因透析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社会的“终结论”思潮亦是如此。科技革命的兴起、全球化的延展、“普世价值”的宣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主客观条件促使“终结论”的兴起并于80年代再度勃兴,成为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探寻终结论思潮产生的原因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到熊彼特的“趋同论”;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西方学者先后掀起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究其缘由,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学者倡导的“普世价值”削弱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则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兴起的导火线.     

文学终结论的文化溯源与理论重思

随着现代性的失范以及消费主义时代的莅临,文学艺术从表征领域的中心滑向了边缘:文学艺术的自律性在消费主义媚俗文化,特别是电子媒介制造的影像符号中遭遇解构.文学艺术必将继续存在,但其引领人类文化精神价值的历史使命却已完成,这是文学终结论所试图表达的本质意义.     

自媒体时代“网络话语权”的二元结构解析与规制

自媒体的出现修正了媒体资源分布失衡的弊端,促使个体身份发生角色转变,进而使话语权的行使形成了“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两个维度.前者是言论自由在网络空间的体现,后者是个人言论衍生为媒体式表达后形成的超个体权力.“话语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国家对言论自由所设的界限限制,“话语权力”的赋予则使自媒体成为国家新闻管理体制下的“准媒体”,其作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受到约束与规制.     

历史的终结还是目标：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后,因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成为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战略思想家。自此之后,福山继续对世界局势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做出种种分析和展望。福山的这些论著,展现了当代的一种思辨历史哲学。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鉴于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福山也补充、修正着自己的立场。不过从其2018年出版的《认同：追求尊重和仇恨政治》来看,福山的历史观基本未变,仍然从唯心主义的视角探究历史的演化。他始终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尽管多有曲折,但将沿着一个方向走向大同：人类历史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论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

本文研究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中国文学童话创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本世纪初开始的外国童话译介启动了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进程。“五·四”运动前，此进程较为缓慢，童话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带动儿童观、教育观、儿童文学观的转变，间接或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学童话的诞生。以叶圣陶的创作为标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童话，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的媒体技术特性

大众传媒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构建着当代的审关观念,导致了转型时期审美观念时尚化、审美要求泛化、审美意识世俗化、审美认知图像化,文学审美从传统的纯审美而进入了泛审美的时代。在大众传媒的文化霸权逼迫下,文学从思维方式、创作方式到接受方式都深深地带上了大众传媒的技术特性,作品大量增加审美消费比重,模仿成风,尤其是小说主动“触电”,剧本化倾向十分明显。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衍变、实质与悖谬

“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论调,其终结直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及其变种极具迷惑性,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为此,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及其悖谬。“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