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胡应麟论诗体

胡应麟论诗体重视各诗体规范的分野,形成了从体裁规范角度批评作家作品的个性。体现在《诗薮》中就是以"本色"为衡量标准,并以此去区别各诗体间的差异,以及诗与其他文体。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诗体,强调诗体的本色,是因为他将指导初学者创作作为《诗薮》的一项基本任务。     

浅谈杜甫绝句的特色

一 古代许多诗论家对杜甫诗歌的古体、歌行和律诗推崇备至,对于绝句却颇有微词。有人甚至说:“子美于绝句无所解,不可法也”,绝句“五七言俱无所解者少陵。”(胡应麟《诗薮》)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且看下面的绝句:     

《诗薮》的体制特点及理论特色

从《诗薮》体制可见胡应麟的精心设计,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诗歌史。但在内容上《诗薮》仍未摆脱传统诗话的影响,诸如笔记体、分类含混、内容驳杂等特点都与传统诗话没有根本差别。在《诗薮》梳理和研究诗歌史实的背后,可见其诗学理论的潜在架构。即以辨体思想为核心,从三个方面加以支撑：＂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诗歌发展理论;＂法、悟、化＂三阶段的创作理论;＂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并重的审美理论。     

贯珠振玉 锦绣成文——近体诗格律形式美浅谈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了被称为“近体”的新兴诗体.所谓“近体”,包括五言或七言的律诗、绝句和长律这几种体式.此后,凡不属上述几种体式的诗,则被称为“古体”.近体与古体的分界点在哪里呢?从字面上看,“近”与“古”是时代的概念,但却不是两类诗体的分界所在.近体与古体的区分,主要表现为诗歌体制上的明显差异:近体是格律严密的诗体,古体是不讲究严密格律的诗体.近体诗的产生,标志     

老杜三难——胡应麟论杜甫

作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诗歌评价甚高,其诗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诗薮》之中。放眼整个诗学史,胡应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三难说"体现了胡应麟论杜的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     

《诗薮》撰年考

《诗薮》的撰年问题一直为学界忽视,本文在考察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后得出以下结论:1584年左右,胡应麟已经开始了《诗薮》的写作,《诗薮》文本最终完成于1589年,《诗薮》最初版本的刊刻完成于1590年。     

关于《诗薮》创作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通过对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的再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诗薮》创作次序很可能是内编、外编、杂编、续编；《诗薮》内外编、三编、四编分别有不同的刊本；《诗薮》内编当完成于1587年，《诗薮》外编主体当完成于1588年或更早，《诗薮》杂编不迟于1590年完成，《诗薮》续编完成于1590年以后；《诗薮》开始创作时间当在1584年左右。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论胡应麟的元诗观

胡应麟在其诗论著作《诗薮》中对元诗有其独特的评价,这种诗论主张既受到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也反映出他的评诗标准.本文将从对胡应麟评价各体元诗的具体分析,以及他对元诗和宋诗的比较,来进一步了解胡应麟的元诗观.     

在新旧小说观念之间——胡应麟的小说研究述评

胡应麟,字元瑞,晚更字明瑞。明嘉靖三十年(1551)生于兰溪。尝自号少室山人,已而慕其乡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号曰“石羊生”,又号曰芙蓉峰客、壁观子等。少早慧,万历四年举于乡,屡试不中,遂以诗名,与王世贞、王世懋相友善,和汤显祖、汪士禛等人也都有一定交往。王世贞对他的诗评价很高,把他列入“末五子”。他也是明代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所著《诗薮》是明代诗论中的重要著作。胡应麟还是明代有数几个可以与杨慎并列的学问家,《四库提要》称他为“读书种子”。     

李白、杜甫诗体与唐诗嬗变

李白、杜甫是唐代诗国的双子星座,其诗歌不仅众体兼备、题材广泛,而且匠心独运、各领风骚。李白诗体多学古,杜甫诗体多新变;李白擅长古体,是集成,杜甫演化近体,是开派;李白诗体,代表了初盛唐诗歌体裁古体诗多的发展实情,杜甫诗体,开启了中晚唐近体诗多、诗变的先河。李白、杜甫站在时代的分水岭上,其诗歌分别代表了初盛唐向中晚唐诗歌嬗变发展的关节点,也即李、杜诗体的不同,正透露出唐诗转关的深层内涵。初盛唐是以李白古体诗为主流、为正宗的"李白时代",中晚唐是以杜甫为开派、为发展的"杜甫时代",他们是唐诗总结前人、转折启后的关键所在。     

杨时“三唐”说辩误

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卷一"诗评"多辑录宋人诗话、文集及杂记等,并在每条之下注明出处。其中有一条:"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其下出处已佚。在以往关于唐诗分期的讨论中,这一记载一直被当作重要材料引用,多数学者认为这段话出自北宋杨时。而通过对《龟山先生语录》《修辞鉴衡》《对床夜语》《唐诗三体家法序》等的考察及其他材料的分析,可以确定这段话实际上出自南宋周弼而非杨时。这一结论亦可补足《修辞鉴衡》中"诗体之变"一条之下的佚文。     

论我国诗歌的形体嬗变

我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现在所见到的,有文字记载可供凭信的,就表现形式而言,最早的是四言诗,以后逐渐发展为五言、七言古体,继而又由古体发展为今体,并在五、七言基础上创制仿古的三、五、七言杂诗,出现了宋词、元曲以至自由体新诗。诗歌就形体来说,大致经历了这样的演变。     

一首天下传唱的七绝——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赏析

唐人的七言绝句,是这一诗体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它的高度艺术成就,是许多诗人长期艺术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少数优秀诗人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因而一提到唐人七绝,我们不仅会联想到那些泠泠盈耳的动人名篇,而且还会自然地联想起那些以七绝名家的诗人:王昌龄、李白、李益、杜牧、李商隐,等等。历来对李益有不少赞誉,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这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而《夜上受降城闻笛》又一向被认为是李益七绝中的最佳之作。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巵言》中说:“《回乐峰》一章(按,即指《夜上受降城闻笛》),何必王龙标(王昌龄)、李供奉(李白)!”可谓极尽推许之能事。所以,欣赏研究唐人的七绝,就人而论不可忘了李益,就诗来说不可放过了这首久享盛誉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原诗是这样的:     

“文章关气运”说

先秦历史散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大篇幅地记载着吴公子札问聘鲁国期间的观乐之感。他大体上认为 ,诗歌音乐具有时代性 ,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不同类型作品。西汉人的《毛诗序》,则明确指出文艺作品的风格、基调的形成 ,与国势的盛衰有关 :“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进一步概括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文学作品的密切关系 ,指出 ,“歌谣文理 ,与世推移 ,”“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到了明代 ,经过吸收、总结前人的有关论述 ,胡应麟在《诗薮》中以唐代…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庄子》意象感应

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庄》、《列》最近诗.”其实,不仅可以把《庄子》看作具有丰富的意象的散文诗或哲理诗,我们还发现《庄子》中有意象小说的肇始之作.宏观地观照《庄子》中的意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发现其中凝聚着文学艺术、哲学、思维科学等方面发展创造的因素.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