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无讼意识

几千年来 ,中国民众视公门为畏途 ,一旦发生纠纷讼事 ,不是依靠体现国家王权的法律 ,而是依靠持续稳定的乡规民约调整解决 ,这种心理状态便是“无讼意识”。无讼意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传统 ,有它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1.社会根源。这可以追溯到儒家的治国方略。儒家强调等级伦常 ,重视道德教化 ,通过确立名分 ,以使社会尊卑有序。即所谓“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夫夫 ,妇妇”;认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如果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去打官司 ,那便是道德教化不…     

“德礼之治”: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理论考察

控制作为管理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和环节,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涵义,其对象也包括对于人、事、物和行为等因素的控制.儒家管理哲学指向的乃主要是对人的控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实际上一语道出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就是“德礼之治”,而其社会政治控制则亦由此演绎而来:(一)注重德礼引导教化的事前控制,而不十分重视以政刑惩诫为内容的事后控制;(二)强调以“德”为内容的内在控制与以“礼”为内容的外在控制的相互结合运用;(三)以“克己复礼”为工夫的个体控制和以社会教化为功用的群体控制的相互参照.     

重构教化的美学：《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论再造

针对浮华不实、只顾雕饰辞藻的文坛状况,为重建文学的教化理想,刘勰从文道关系、创作主体和作品本身三方面对“文”的内涵进行了美学扩充和归正。通过恢复文与道的必然性关联,刘勰论证了文章教化价值的形而上根源;通过打通六朝的感物说与儒家的“诗言志”传统,刘勰重塑了“感物吟志”的创作主体;通过发展先秦两汉儒家文质观,刘勰从文章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重新定位了理想之文。刘勰通过文论思想将儒家教化观与文章审美观相融通,在一种整体性的视域中,创造性地重构了彰显儒家人文精神的教化的美学。     

教化即为政:《论语》“子奚不为政”章辨义

《论语》"子奚不为政"章的正确断句是: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或人"对于"为政"的理解是传统意义上的执政者的政治实践,孔子对"为政"的阐释是对其教化事业的政治定性。在孔子看来,将"孝悌之道"传递给执政者,是他政治实践的另一方式。孔子认为素位为教即素位为政,这一理念蕴藏着他所开创的儒家在教化事业与政治实践上的深刻联系。儒家智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既相对独立于"政统",又对"政统"具有引导性。     

试论儒家的“教化”思想

儒家重视教化乃基于其德善并非天生的正确认识,他们无论对“人之初”时的人性如何看待,却都始终与修养论、教化论密切相联。重教化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政治、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如何推行教化,儒家有其专门的理论,其中,“乐教”、“神道设教”便是十分重要的方式。为了使教化取得切实成果,儒家认为教化者的身教十分重要,这是由儒家的历史观决定的。另一方面,基于对教化工作客观规律的认识,儒家还重视教化的持久性,也就是说教化应常抓不懈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荀子美学再检讨

荀子是原始儒家中最重要的美学家。从性恶、化性起伪、养情与治情、音乐与和谐、移风易俗五个方面,对荀子美学进行再检讨,有其理论价值。荀子理论中的性恶与治情、礼与乐诸矛盾,导出了理性群体与感性群体的重要区分,结果是以“和”补了“同”之偏。对“移风易俗”的强调,又体现了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荀子为中国古代的教化美学作了理论的奠基。他是封建文化早期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儒家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急先锋。     

《中庸》政治哲学略论

《中庸》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纲。《中庸》从形上之道的角度系统总结儒家政治思想,天道“中和”,是其核心政治价值;人道“诚明”,是对政治主体的规范;政道“位育”,是其社会理想。将天道、人道、政道融会贯通,载道以入政,修德以化政,力行以成政,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人治政治哲学。     

“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

郭店简《尊德义》等相关文献为我们理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本真内涵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方向.近年的相关研究,略偏重和纠结于“知”与“强”的对应关系,多从单纯治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汉语中为一典型的兼语句式.这两个使令动词后加兼语、加谓词性词组构成的兼语句子所表示出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知”与“强”二字亦并非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民可使由之”之“之”,既非指“民”,亦非指“王”,而是指“王教”、礼乐或“道”.此道、礼乐,是统治者和天下百姓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而王与民当共由之.旧注理解“民可使由之”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尊德义》通过“道”的本体义与随从、引导诸义间的内在意义关联性,揭示出了其德教原则的形上学根据.“使由之”或“使道之”这种为政、教化的方式,其精神本质就是要把“民”先天所本有的“道”在民自身中实现出来,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德教”.儒家反对使民“知之”,此“知”应读如字;其所拒斥的正是人主以强力推行其政令那种愚民的暴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其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     

哲学诠释学中的教化与共通感

“教化”与“共通感”是哲学诠释学中的两个基础性的概念。在伽达默尔看来,人是通过教化才成为诠释主体的;同时, 是共通感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诠释理解成为可能。没有教化与共通感,也就没有人类的诠释与理解。     

儒家榜样教化论及其当代省察——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儒家榜样教化的展开包括教化的主体、榜样的素质、教化的基础、教化的方式、教化的效果等五个环节或五大元素。儒家榜样教化的理论基础是儒家心性论;儒家榜样教化对君王的言行具有约束意义,对百姓的品质则具有提升意义。儒家榜样教化存在两个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教化形式的绝对化,二是教化主体的精英化,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影响儒家榜样教化的效果,从而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完善之。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实心实证达成仁政——李颗政治思想评析

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二曲认为王道之政的关键,一方面须重视修齐治平之学,另一方面须行“实心实证”之政,还须实施重民养民之策。只有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儒家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的王道之治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儒家经济伦理及其公正理念研究

儒家的义利之辨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宗法家族、国家和天下秩序之稳定的。儒家以诚信为基础的信用规则较之现代信用体系在个体人的德性层面似乎更高,现代信用体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和技术层面,它的实质是个体人的诚信德性与制度机制形成双向互动。儒家的礼乐教化的治政智慧源于家族的族规和家教,除了用调均来防止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还在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由此出发来解决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儒家也有类似于契约精神的立信、征信、结信的制度规范。相较于现代契约信用,儒家在"义利与秩序"、"诚信、契约与效益"、"贫富、调均与公正"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公正理念。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

<正>先秦儒家艺德观,概指先秦儒家关于艺术与道德、艺术教育与道德教化、艺术创作、浸染与个体道德修养等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先秦儒家重“德”,他们追求备至德的理想人格,鼓吹仁治德政的御国方略,推崇道德教化的社会价值,向往德盈四海的天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太祖教化思想的民间实践

教化是古代中国统治者的治民之法,是对臣民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明太祖基于全方位巩固政权的需要,以“教化以学校为本”和“民自为师”的教化思想为主导,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教化网络,将儒家的礼法观念和主导意识形态源源不断地灌输至基层社会.对明太祖民间教化实践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明初的基层控制问题.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

惩劝与教化；儒教对传统小说之影响张振军儒家封建思想对我国占典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牢笼了我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理论和创作。至明代中期，“泄愤”说的出现。打破了“惩...     

双重视域下《通书》之“无为”与“诚”关系探析

“无为”是周敦颐《通书》中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之一：“无为”包含着“诚”的本体论映射,不仅是对“诚”之性质的描述,也是对“诚”之发用结果的阐释;作为修养工夫,“无为”亦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修养路径,其“有意之无为”与“自然之无为”的双重路径是普通人朗现“诚”这一本体、为圣成贤的重要工夫。同时,《通书》之“无为”虽然在表面上有着较强的道家哲学意味,但其与《老子》之“无为”仍有区别,二者对普遍化的仁义礼智与礼乐教化的态度不同,此亦反映了周敦颐的儒家立场及其“融道入儒”的学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