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意义在理解中发生变异的本体言说

理解的本体论性质意味着阐释主体的自我理解。文学意义是在自我理解的本体性言说的召唤中展 开,也是由审美主体自我个性的差异和自我认识方式的不同而在意义阐释中呈现某种变异。文学意义在理解主体 的自我确证中生成,由此使创作文本在不断对象化的意义建构过程中获得恒久的品质。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明清文学选本对载道观的反拨

以取消文学本体性为本质特征的栽道观经宋人提出以后,成为明清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构成了明清文学选本生成与传播的基本语境.在这一基本语境中,一些文学选本仍然坚守文学本位,公开或隐蔽地对栽道观念作出了有力的反拨,表现出与认同类文学选本迥然不同的另类特征.但是,与那些折中栽道观的文学选本相比,反拨类文学选本往往在经历了一时的热捧之后很快淡出历史舞台,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鄙弃.     

文学翻译伦理的生态解读

翻译伦理大多建立在文学文本分析之上,主要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分析.借鉴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视角审视已有的翻译伦理,提出以生态视角重新奠基伦理理论,抨击狭隘译者中心主义,融合翻译伦理与自然生态,探讨生态视角的翻译伦理能否作为普适伦理的可能性,试图挖掘翻译伦理的生态意义.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流动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收入的差距过大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许多人被固化到＂底层＂群体中。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写作路向,体现了文艺的为人民性宗旨。＂叙事伦理＂是底层书写的重要精神维度,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价值的重视。贫穷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工人等作为当代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们的生存图景或者表现出资本侵袭下乡土伦理的困境与危机,或者展现出城市生存伦理与乡土生存伦理的碰撞与冲突,或者体现出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等对个体生存的逼迫与压制。通过书写底层和叙事伦理,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异化伦理环境中的伦理禁忌：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的《裸阳》

以机器人三定律建构人机伦理准则后,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机器人系列第三部作品《裸阳》中进一步扩展了人机伦理适用的场景,描述未来世界银河系中人类和太空族迥异的伦理环境。小说以地球人便衣侦探伊利亚·贝莱探案的视角描绘了索拉利星球上极端的伦理环境并解析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伦理准则和伦理禁忌,地球人类社会的拥抱问候、结婚生育全部成了伦理禁忌。所有的个体“宅”在自己的领地中过着看似美好的生活。研究认为阿西莫夫通过小说批判了一些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的终极途径：走出钢穴,直视裸阳。人类只有勇敢地突破原有的伦理环境和禁忌的束缚,勇敢探索未知的宇宙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延续希望。     

论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

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有着浓郁的父性崇拜。阎连科小说的父性崇拜表现于苦难父亲、权威＂天父＂和道德父亲形象的塑造,而李佩甫则善于描写家族历史的父性怀恋。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以叛离传统的父子伦理,潜隐着弑父情结。他们站在文化守成主义的民间立场,展开生存背景下的父子叙事伦理,唤醒我们内心渴望的原始久远的父亲情结,重新复活也许一度失落的生命记忆。     

当代诗歌叙述性思潮与其本体性叙述形态初论

当代诗歌叙述性思潮发生于一个特定的年代,那是一个现象还原和回到本身的年代。这里所谓现象、本身,既指向事与物,也是生命和语言本身,由此便体现了一种语言、事物与生命同构一体的本体论诗学。如从诗歌叙述学的角度看,则可称作是叙述本体性诗学。从基本类型上说,诗歌叙述主要有喻(或寓)体性叙述和本体性叙述两种形态。第三代诗歌呈现为一种原发性的本体性叙述形态,于坚诗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无论从叙述者与体验视角的一体性,还是叙述时空与叙述节奏等方面,都体现出独特与鲜明的本体性叙述特质。     

伦理与教育之内源性根柢探究

伦理与教育实有同条共贯的事理相通,道德责任感与"心灵的觉醒"可堪作为教育与伦理的内源性根柢。道德责任感是道德实施的思想根基,"心灵的觉醒"意在表明"‘良知’概念"传神地道出价值觉醒是一种体验之学。     

“美丽心灵”：康德诗学伦理及其价值旨归

康德将诗积极融入他对审美及伦理问题的思考中。诗被康德视为最高级的“美的艺术”。诗人凭借艺术天才和诗学义务赋予作品以典范精神,这种作品能够为人所追随,并让心灵脱离病态,为人建构起真正的“美丽心灵”。以“诗心”为内核的美丽心灵,召唤出心灵的“共情”能力,它是关切社会、理解他者和奠基道德的重要条件。康德诗学是一种融合了伦理纲维的“大诗学”,目的不是为了宣扬文学艺术的怡情及审美个人主义,而是将文学作为进阶伟大人格与正义社会的有效选择,因而它追求的是一种诗学正义。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论“本体性否定”与阿多诺及黑格尔否定观的区别

本文从否定主义理论出发,阐释了作者自己的“本体性否定”与阿多诺的非理性否定和黑格尔的辩证否定的区别,突出了“本体性否定”的创造性、平衡性和本体性这三点特质。作者认为,中国当代否定哲学建设,必须穿越西方各种否定哲学,走自己的路。     

存在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伦理选择

从道德倾向及伦理观内在嬗递的维度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学,尤其藉以考察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转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中后期文学与存在主义伦理观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二者可以互为阐释,互为印证和补充.     

民族危机下的道德言说——沦陷区文学伦理叙事探析

由于异族的入侵,沦陷区人民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沦陷区文学中的道德言说在复杂的形态下,显现出民族道德绵长的生命力.其中,暴力叙述风格表达出沦陷区作家心中的呼声,同时,沦陷区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言说与乱伦叙事真实地反映了沦陷区当局统治的不合理性,也表达了沦陷区人民对日伪统治的不满.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文学伦理话语权

文学的伦理话语权源于文学对社会伦理教化功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并随社会的变迁而流变.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下的文学更是充当了倡导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履行着文化启蒙、政治代言、革命鼓号等功能,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时代变奏而获得了显赫一时的社会伦理话语主导权,但也一度因政治强权和伦理专制而异化、疏离了文学本身.新时期,“新启蒙文学”为时代代言,但旋即在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伦理的冲决下走向“死亡”、“失语”.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伦理话语权的倡导和回归已然成为当下文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代需要.     

《尧典》中的和谐伦理思维范式研究

<尧典>以顺天应人为指归,以求融通、致中和为基本旨趣,以一种不阔、不迫的叙述与记言互错的表述方式,将还在孕育萌芽时期的以中和为核心内容的中华伦理思维付诸于有形之器;潜在地蕴含了治政、族群、刑罚、文艺、天人等一系列朴素的伦理思维范式.后世政通人和的政治诉求、协和万邦的睦邻关系、"囿过无大,刑故无小"的刑罚主张、"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的文艺发展观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伦理思维.无不受其沾溉.     

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以十七年文学中身体与伦理的博弈为考察对象

就社会学而言,身体包含个体拥有的外在服饰、依托的内体和内在的精神主体三个层面,伦理包含民问伦理、道德伦理、革命伦理三个维度,两者之间博弈、互动、整合.于是,分别抑制了各自话语维度的革命伦理和身体的精神主体作为"宏大叙事"的主流,在党国同构的意识形态引导下,从复杂的博弈杂糅成单一的共谋同构.这种身体与伦理纠缠迎拒的状态催生了天使献身型、妖魔纵欲型和日常欲望追求型三种人物形象/身体写作维度,他们都是社会文化之于人物主体性的镜像隐喻.     

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

本文从哲学的高度对“寻根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展开透视,认为寻根文学的特点在于：既可以作为现实,又可以作为超越现实的寓言;既是讲的故事,又是讲更为根本的道理。文章以《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派”作品为例,解析了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作者认为,在寻根文学中,阿城的《棋王》写出了一个最可信又最生动最理想的活人;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实在的远村──鸡头寨来呈现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氛围、心理结构,这似乎接上了阿城,但这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像《棋王》似的透露出理想之光辉,而闪耀着非理想的鬼火,《爸爸爸》写出了寻根的复杂性;《小鲍庄》不是与现代隔绝的鸡头寨,而是已嵌入现代社会中的乡村,虽已嵌入现代,但仍然固守着传统,是８０年代定义的“前现代中国”的最典型的表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