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倾向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西方文学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生成、发展的学理逻辑。本质而言,"强制阐释"是20世纪西方文论"理论的批评化"的表征,而从文学阅读——文学研究——研究文学的志趣转移则为理论介入批评实践提供了航标,"影响的焦虑"及读者意识的崛起强化了批评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参与价值,话语文本观念的强势生成及深远影响则为阐释的意识形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文化语境、批评主体、文本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释"大行其事。     

“强制阐释”还是“思想对话”？——海德格尔、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十分新颖而又极富争议的康德阐释,批评者们纷纷认为他犯下了可以称作“强制阐释”的错误。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批评者自身提出的康德阐释却往往也面临同样的指控。海德格尔在承认其阐释之“强制性”的同时,宣称应该将其视作一种“思想对话”。通过对海德格尔和牟宗三的康德阐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澄清思想对话与强制阐释之间的区别。思想对话当中蕴含的主观性要素不仅不会造成对文意的曲解,反而能够作为“效果史”的一部分,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强制阐释”的突破之途——理论之后的审美阅读策略探究

"强制阐释"是在"理论时期"被建构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去审美化"的阅读模式,其弊端是将文学阅读的关注点引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学本身的重要性。为了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首先必须解构反本质主义的"建构论文学观",而坚守"文学是审美的人学"这一基本的文学观念。在此基础上,将始于"审美判断"关注"文学的质量"和重提"审美溶解"作为重建理论之后审美阅读的三大策略,由此克服强制阐释所造成的始于"认识判断"、忽视文学价值的差异、不能以审美为本位等几大缺陷,最终有效地突破强制阐释的困局。     

从制度化儒家看中国近代科学产生的困难 --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答

本文从事实上的中国古代科技与近代科技内涵有别的角度 ,给出了李约瑟难题修正后的新表述 ,并从制度化儒家的形成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影响的视角 ,对“李约瑟难题”内容中的核心部分进行了试解。     

儒家“直道”理念的实践指向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的"直道"观贯穿于修身与为政,即修德、行仁(实行仁治)的目标之中,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对儒家而言,中正方大君子人格的根本性基础就是一个直--修身之直道,因而儒家的"修道"观,首修其"直".<中庸>"率性之谓道","直"在其中;朱子"直内而修身","立心以直也",是对儒家修身之直道的概括性说法.无直道即无公道与正道可言.由此,修身之直道与为政之直道二者相通,这种实践指向的逻辑通路之基点可以"动直则公,公则溥"一语概之.直-迣-果-简-行-义,则可作为一种判断是非之伦理感的扩充模式.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一种儒家式的企业底线道德——从对“言必信,行必果”之辨析谈起

对于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的一段相关论述,目前有多种不乏歧义的解读。通过结合原文语境的辨析,本文指出了产生歧义的原因;并认为,儒家所倡导的信德是分层次的,而言必信,行必果当定位为一种底线道德。基于这样的解读,儒家的信德就不仅可以为思考当代经济伦理学中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而且可以就此提出一种富有儒家特色的企业底线道德。     

儒家人文精神的传统本色与现代意义——试以先秦儒家伦理为例:一种比较阐释

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并作出合乎理性的现代估价,似乎仍是学界一个开放着的重要课题。本文无意从一般思想史的广度来承诺这一重大课题,惟立足于一种哲学阐释视角,在明辨概念的基础上,以儒家伦理为例,对本课题提示某些探究理路,对儒家人文精神的现代理解作一比较性辨析     

拷问“真实性”——文学理论的学科反思之一

一种文学观念或文学理论范畴无不基于某种特定的知识论模式。从古希腊哲人对世界“本原”或“真实世界”的追问到近代理性至上论者对知识产生过程的自觉考察 ,都是以主客体二分以及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这样一种知识论设定为基础的。与此相应 ,在文学观念方面 ,从摹仿论的真实性到现实主义真实性 ,都是这种知识论设定的产物。实际上所谓真实性不过是文学叙事在经验层面上给接受者造成的一种效果而已。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儒家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的挑战——评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创造性地运用并诠释先秦儒家思想,为回应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儒家思想的动态特征,在对主体性的动态化的理解之上,揭示“道”、“仁”、“和”的动态化内涵。其次,它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能脱离关系与环境而实现。第三,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儒家的民主思想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儒家角色伦理呼吁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积极的主体意识,引领人们不断到回到关系性的存在之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自觉地承担并且协调不同角色所承载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不断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最好可能,并且促进群体的和谐。然而,如何处理不同的角色之间存在着责任与义务的冲突,以及个体的道德良心与自律如何在群体关系中得以保持而不受侵害,是儒家角色伦理学应当继续思考的问题。     

孟子论“勇”——兼论一种儒家人文学的视野

孟子论勇区别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承曾子的守义以养勇,以气配道与义而论出浩然之气,完整揭示出勇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思想脉络。但现代人文学却无视孟子这样的往圣先贤对勇所做质上之论,而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那些思想流派中寻求人文的开端,难免做些无质之文。不光论勇是这样,整个人文学的现状也都是这样。儒家在人文学中的全面缺失,也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无质的人文学,是皮之不存、毛却附焉的古怪之学。所谓儒家人文学的视野,便是旨在恢复一种与质相称的人文学视野。     

论儒家养“生”工夫论的内涵与特色——从“身心一如”的观点看

儒家养“生”工夫论,实质是儒家“生”之伦理的实践论。这种工夫论的基本特色,是从“身心一如”的角度来理解养生问题。其实质是以德养生。这种观点对于当代养生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国学”如何可能成为一种“软实力”?——从知识谱系看“国学”的内蕴力量

国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从知识谱系的角度来看,国学包括三种形式的知识:一是价值之知,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佛教的慈悲等;二是事实之知,如中国历史学著作中关于社会、自然科学的知识,特别是中医中关于人的生理、心理、病理及其治疗的知识;三是形式之知,如汉字、汉语以及通过汉字、汉语所表达出来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艺术形式等。从知识谱系的角度发掘国学所蕴涵的各种知识,对于提升当代中国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从权力/知识观点看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种知识观

20世纪中期以来,当代西方哲学思想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其中之一就是在文化意义的背景下对知识、言谈、真理和权力关系的独特而全新的探讨。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用来增强人的能力的,它能够带来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进而培根提出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命题在当代哲学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解释。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指出,知识是权力的工具,因此知识随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福柯则进一步否定了知识、真理的“客观性”、“纯洁性”,认为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蕴含的。权力不是知识的障碍,权力产生知识。同样地,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从而为知识／权力观的当代反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证人，缘何命运如此“悲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反思

证人不出庭作证是我国司法的一大顽疾 ,大多数人对此开出的“药方”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如反思一下 ,强制证人出庭缺乏基本的理由支持 ,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同时也不符合证人证言发生的内在机理。中国的司法现状与传统对强制证人作证来说也是很大的障碍。     

从《周易》看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

《周易》中不仅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的关注,更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者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的强调。在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中,旅行者之主宰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种"义命观"有利于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行者素质的提高。     

在“审美”与“政治”之间——论文学阐释的一种当代紧张

阐释是人文学术中颇具奠基性的维度。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实践,阐释在当代呈现出“政治实用论”与“审美理想论”的紧张。政治实用论以彰显研究者的文化政治诉求为宗旨,在遮蔽文本审美经验的同时,造成阐释的“强制”以及客观性的缺失。作为对政治实用论的纠偏,审美理想论倡导对客观性的重构,主张回归到文本层面,通过细致的审美分析揭示文本中恒定不变的精神内涵。作为开启文本的两种阐释范式,政治实用论和审美理想论不应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而是有必要形成彼此补充、相得益彰的交互性关系,这一点在人文学者对经典问题的文化阐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建构问题

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为儒家伦理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李泽厚以文化心理的情-理结构解释儒家伦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但这一结构在当下却面临着超越知识分子规划的巨大解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说,强调中国人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应对挑战、实现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当代的文化与伦理建设,可以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自觉作为分析中国实际的方法,强调其方法论意义。我们应抱着一种既不复古又不全盘西化的态度,找寻儒家思想的当代定位,实现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