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辩证地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到底是要把握住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内在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特别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之中。现代性的内在批判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其实质是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趋势。批判与超越的内在性质,决定了社会批判中始终蕴含着社会建构的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对于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外在化"局限的当代矫正、重建工具理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多元时代的“正义方舟”问题——评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

由于一系列原因,世界的“多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真问题。多元时代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发展及其问题相关联。现代性的发展击碎了人们对启蒙理性的普世同一性的信仰,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则使多元化在当代社会中因受到挤压而剧烈反弹。多元时代的困境可以概括为“多”和“一”的取舍两难问题。多元化的冲击,会不会导向“有多而无一”的分崩离析?对此,罗尔斯在他后期“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中重新调整了正义问题的重心,及时把握住了新问题的一些方面,并且提出了“价值体系多元、政治正义一元”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一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案受到了许多质疑,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反思。     

资本逻辑与气候正义

当下,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是确凿的事实。面对气候变化,人类吁求气候正义的现实出场。造成当代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刻根由和实现气候正义最大障碍在于资本逻辑及其内在的无限贪婪性和利润至上性。因此,超越资本逻辑乃是化解气候变化危机和实现气候正义的根本路径,这在根本上有赖于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深入展开。     

制度正义论——制度的伦理学话语研究

古希腊社会解体后,原来的单一秩序转变为人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人与规范成为秩序的两个不确定的变量,从而产生了正义问题.在伦理学史上,以重建伦理秩序为目的,对规范原则的探讨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城邦美德基础上的等级正义、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个体自由基础上的道德正义、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试图克服现代性道德危机的伦理正义等制度正义理论.对这些理论作出历史与逻辑的辨析,厘清个体与整体、自由与秩序、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     

共同富裕的正义追寻及其公共守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分配正义,财富分配的正义与非正义议题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近代德国先贤韦伯到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都在宏大正义理论的细节之处对分配正义作出了具体的、历史的、逻辑的回答,从理论上建构了市场初次分配、政府再次分配、社会三次分配的实践逻辑。在通往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征程中,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能够有效实现分配正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义之问”,为财富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按劳分配”的正义观和“按需分配”的后正义观指引。这种分配正义通过由价值共同体、财产共同体和权益共同体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而确立统一的制度安排和良善秩序,能够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理解共同富裕分配正义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逻辑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柏拉图正义观探析

面临雅典民主政沽濒临崩溃、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衰败形势,柏拉图把正义当作治疗社会不幸的药方。通过批评传统的正义观,柏拉图提出了贯彻内在性原则和政治性原则的正义理论：就个体而言,正义是使个人自我一致并达致完善的美德;就社会而言,正义是使社会内在和谐、完善的社会自觉。并且依柏拉图而言,正义有着专门的分类,即“四德”。     

“闭锁”的现代性：“三线社会”的结构样态及其悖论——以吉林省某小三线企业社会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在起源、进程、形态与特质等方面具有高度本土化特征,其制度内核与单位制度及其典型载体的“三线社会”具有内在同构性。借助国家叙事与个体生命历程,缕析“三线社会”现代性生成基础,可以发现这一特殊主义现代性是对“总体性危机”的社会回应、“组织起来”的制度体系和“革命后社会”的制度创设的系统性建构,进而形成了基于“闭锁”空间下的现代性社会调控体系和“蜂窝状社会”结构体系。由于三线社会现代性独特的制度背景,其体现出的反效率主义的悖论和社会整合的实际困境进一步削弱了内在的现代性活力,从而在单位制消解和市场化改革中渐次消解。     

“理念”“善”“正义”——对柏拉图“理念哲学”的思考

发源于古希腊哲学的“理念哲学”对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柏拉图构建了一个以理念为基石的哲学大厦,树立了一个意义世界的最高目标——“善”的理念,设计了一个追求正义的理想王国.理念论经历早期、中期、后期等三个发展阶段.从认识论、本体论、目的论的角度看,“善”是整个理念世界的内在本质,是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最后依据.理念论的“正义”追求包括“整个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人格化的“正义”.理念论预设了一尊西方的“上帝”,悬设了一个西方的理想,释放了一种西方的严谨、自省的治学态度.     

罗尔斯“正义论”规范性的逻辑张力

罗尔斯以"冷淡+无知"组合假设为前提,确立公平的正义原则。他将善纳入正义原则体系,确立了从前提假设到原则、从形式正义到分配正义、从正义职责到自然义务的正义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其体系规范性展示出巨大的内在逻辑张力,而这正是其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从社会正义看“三个代表”的当代视野

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分析“三个代表”,在当代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发展正义、文化正义和执政正义展现了“三个代表”的当代视野。社会正义是理解“三个代表”的重要尺度 ,只有在这个尺度下 ,才能在西方化了的世界体系中端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谁的正义？——试论莫言《檀香刑》中“正义”的错杂性

莫言的《檀香刑》借镜传统章回体形式和猫腔民间艺术,与其之前偏重汲取西方文学资源的创作相比,有较明显的改变,但不能将此简单地理解为向传统文化母体的回归。作者以酷刑、猫腔和中西双重语境下的身体话语为载体,策略性、多维度地思考文化的“正义”性,而以“正义”或“非正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来评定和统摄都是简单粗暴的表现。“酷刑”惩罚具有 “政治正义”的内涵,但行刑者作为生命体和民间社会中的一员,需要自我建构政治“正义”和道德“正义”的统一体。猫腔汇入大量异质文化,超越了单一的历史文化形态,莫言运用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质疑单一“正义”性思维和解构宏大叙事;莫言以个人话语为突破口,思索个人解放的“正义”性,借助身体欲望既凸显个人话语的“正义”,又反省了西方经济文化的偏执。本文将焦点置于莫言的“批判现实主义”理念上,试图勾勒莫言创作中“正义”观念表达的焦灼与内在困境。     

重新解读代际正义的可能性——基于政治哲学史的比较研究

国内既有的代际正义研究主要关注和阐释罗尔斯的理论,但是,采用更广阔的政治哲学史视角对休谟、边沁、康德和罗尔斯等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代际正义内在逻辑和理论张力的理解。利己主义哲学认为自利是人类的天然权利,功利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力量的博弈和利益的交换,上述观点对代际正义构成逻辑障碍。直到康德的义务论重置了正义和善在伦理学中的位置,以及罗尔斯在程序正义论中提出“无知之幕”下实现代际正义的正当决策程序,才最终完成代际正义可能性的证成。代际正义证成后又面临一些新的理论批判,但这并不妨碍其对当代社会价值观形成深远的影响,及其对我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公平的正义”何以可能？——试析罗尔斯正义观的康德解释

“公平的正义”,作为足以与传统功利主义相抗衡的另一正义理念,无论是其据以导出的逻辑起点“公平”,还是其所创设的经典概念“无知之幕”,都可以在康德哲学的视域内探寻出清晰的理路——正义是一个无法封闭于现象界的概念;而“无知之幕”,作为现象与本体之间永恒的幕布,也不完全止于方法论的意义。“公平的正义”作为一种程序性正义,在特定的层面上意味着正义的更高阶。     

论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

“正义”观念是古希腊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古希腊的“正义”女神就是人们手中掌握的丈量土地的二脚规,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公平原则的追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尤其是种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古希腊的正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其内容涉及到政治、军事、人住、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一个比较成熟而庞杂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就是在对古希腊传统的正义观念进行总结、继承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而系统提出的,并使之成为其整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把古希腊的传统“正义”观向前推进了一步。     

论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事实在正义价值判断中的辩证反映,是作为价值判断的正义对发展着的社会历史的辩证把握和引领,在正义价值与实践事实之间的“适应-紧张-发展-引领”的辩证关系,在正义理论的演进中,又体现为个体与共同体,阶级性与人类性,价值性与事实性之间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深刻体现了历史辩证法,它既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特质,又构成了马克思正义理论发展的活力,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的融通

“以理服人”指要有逻辑的说服力,“以情感人”则指要有情感的震撼性,这反映了关怀伦理和正义伦理两种不同的进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正义伦理遵循“论理”逻辑,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多用在本体世界;而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关怀伦理则遵循“说情”逻辑,体现特殊性和具体性,更多应用于生活世界。从正义伦理走向关怀伦理,反映了伦理学探究方法由传统的形而上追索到面向生活世界的转变。应将二者融通,才能适应现代社会。     

再说正义

正义是法律的内在根据和法上之法 ,正义也是弥久常新的人类精神现象。当今世 ,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冲突已危机四伏 ,必得有全新的法律制度和观念形态为之救济 ,而正义理念的再诠释 ,则是这种法律和观念所必不可少的根据。本文认为 ,旧有的正义理念的核心是“分” ,具体有分构的正义、分配的正义、交易的正义、合作有效性的正义 ,它们只能满足人域内部的秩序和公正需求 ;新兴的正义理念将缔造“人际”秩序的公平、合理 ,其核心是“合” ,包括摄取的正义、多样性与复杂化的正义、同构守衡的正义、互养循环的正义。法律的进化取决于正义精神的进化 ,故弘扬一种“人在”与“自在”共享的正义理念 ,将是这个世界的福祉     

从程序正义看“招标破案”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了“招标破案”制度，其初衷是追求侦破工 作效益最大化。但这项制度在产生之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和逻辑思考，某些方面违反了 侦查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也降低了侦查程序正义在现实中的实现程度。     

从无知之幕到分配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哲学—历史”逻辑演进

罗尔斯正义论体系分为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次序"或"优先性"是衔接两部分的关键,它赋予正义论体系最鲜明的逻辑特征。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内蕴着一种历史的观念,是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制度正义连接正义原则和分配正义,是体现逻辑和历史交汇的核心地带。随着正义原则由社会基本结构进入现实分配领域,不完善的一般性继续进化为合理的一般性——一种历史的理性。至此,从原初状态开始的哲学和历史结合的逻辑基本实现了它本身的发展形式,即从逻辑一般到现实历史。     

超越正义何以可能——阿格妮丝·赫勒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误读

赫勒在《超越正义》中提出了超越正义、回归良善生活的构想,界划了三种正义概念:形式的正义概念、伦理的正义概念和政治的正义概念。形式的正义概念必因其内在的矛盾而走向悖论,伦理的正义概念正当补充;现代性的悖论必然会令静态正义走向动态正义;历史哲学的解体势必导致不完备的正义概念取代完备的正义概念。赫勒严重误读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认为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存在四点"硬伤":过于倚重社会政治的正义概念,缺乏伦理的正义概念;根植于"绝对自由"这一错误假设;将形式的正义概念视为唯一合理的正义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苦难的神正论"。在超越正义这个问题上,赫勒一方面将"超越正义的社会"和"超越正义"混为一谈,另一方面陷入了抽象的主观道德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中探讨正义问题,其超越正义的构想具有双重内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