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生态伦理学的三大特征及其生态诗学意义

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与当今各种形式的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分享了一些共同的东西,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或裂隙。这种裂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对待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它既非人类中心主义亦非生态中心论,而是坚持一种“更高的人道主义”。第二,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是以存在论而非价值论为基础,其主张保护自然不是因为自然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自然本身的存在。第三,海德格尔生态伦理学的实现途径是诗意的而非科学的,它与一种生态语言诗学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更切实,更彻底,更具有诗性或审美气质,对于当今的生态诗学、美学建设也具有更直接的启示意义。     

吉狄马加的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读长诗《我,雪豹……》

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既触及现代社会创痛性的经验,又携带着诗人-毕摩的治愈性的声音能量;这首长诗的写作具有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的双重含义,其民族志诗学链接了古老的民族神话与史诗传统,同时又深深植根于当代"革命性"的生态精神及生态伦理之中。     

查尔斯·伯恩斯坦诗学简论

查尔斯·伯恩斯坦是美国语言派代表诗人和重要理论家,他的诗学思想对美国乃至西方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追求"诗学作为诗歌的其他形式延伸"的实用性和"拒绝一致性"的多样性。伯恩斯坦诗学在认知论上表现为美学与政治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解构主义语言观;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反叛,具体表现为"以语言为中心写作"和"反吸收诗学"。他的诗学思想提供了一扇洞察语言诗的视窗。     

自然之人生 自然之诗作 自然之诗学——基于《元代诗学通论》的思考

相较于前代诗人,元代诗人的生活方式更为自然.他们的诗作多自然意象和异域风情的描写,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元代诗人自然的生活状态和自然的创作态度直接影响了其诗论主张.元代诗学重自然,既主张诗歌的自然而发,也主张返璞归真、合于自然.元人关于其他诗学问题的讨论也往往与自然相关.“自然”可谓是元代诗歌和元代诗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优长之所在.     

论李澄中诗学观

李澄中是清初山左诗坛上颇有影响的诗人,其诗歌创作取法盛唐,尤以杜甫为宗,同时又具有通变的诗学观。其诗歌活动有着自觉的理论导向,且与明末清初诗学思潮和山左诗歌传统紧密相关,在山左诗坛既具有特异性,又呈现出山左文学群体的整体风貌,具有独特的价值。     

试论杜甫的诗学观

杜甫在诗歌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诗学观密切相关。他的诗学观主要包括亲近风雅,倡导比兴;崇尚技巧,讲究格律;撷取众长,转益多师;追求风骨,注重传神等几方面。     

论弗罗斯特的二元诗学观

对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诸多声誉与成就,很多人既感到迷惑又有争议。本文从其诗学观入手,分析了他与其前辈以及同时代诗人的渊源。他不追随任何诗歌潮流,但吸取各派精华,在各种对立的因素中保持平衡、中庸,形成了他独特的二元诗学观,成为美国诗坛的奇葩。     

由末世到救赎——美国桂冠诗人W.S.默温末世生态诗学历程

W.S.默温(William Stanley Merwin,1927-)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在默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横亘着一条连绵持续的生态意识主线,这在其作品中则集中体现为诗人积淀多年的末世情怀以及逐渐发展成熟的救世精神。默温的生态诗学,是末世生态诗学,它见证着诗人末世生态思想的弥合历程。它历经由早期诗人灵视视角下的悲剧视像向中期诗歌绝望的末世视像过渡,并最终在晚期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复归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实现了由末世到救赎的生命轮回。     

论拜伦的诗学观

拜伦的诗学思想散见于其诗歌和散文文本之中.拜伦对诗歌目的、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追问,他特别认识到诗歌的治疗作用;拜伦认为,诗人应采取认真、负责、自然的写作姿态,他尤其发掘了注释作为诗歌文本的延伸功能;拜伦的诗歌批评策略是感悟式的,这导致了其诗学成分中理性的缺失,而这与他作为个性独特、处境困窘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有关.     

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莎士比亚传奇剧之生态诗学解读

借鉴生态主义的思想成果,从新的纬度对莎士比亚传奇剧进行创造性解读和阐释,主要在天地自然对人格生成的影响、修复破裂的人际人伦关系、重建对神圣性的敬畏意识、重返天地人神和谐栖居的秩序乐园等方面的精神探索上,发掘和展示大师的艺术创作中深蕴的生态诗学内涵和生态智慧.     

论刘克庄的诗歌创新观及其诗学地位

中国诗歌发展到中晚唐 ,开始出现了普遍的模拟之风。刘克庄首先以全方位的创新诗学观反对这种模拟 ,他既全方位阐述了创新的内涵 ,又全方位提出了创新的方法。相对于整个中国古代诗学历史而言 ,刘克庄的创新观最全面、最系统、最具应用价值 ,因而是最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创新诗学观。     

奠基在唯物理性基础上的主情唯美诗学追求——王夫之诗学观美学价值评判

王夫之的诗学观既具有唯物理性的哲学基础,又具有主情唯美的心理内核,他崇尚审美意象的意境化,从实现诗歌审美回归的强烈愿望出发来品评诗歌、发抒己见,使他的诗学观在古代诗论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邓显鹤的诗学观及其昭示的近代诗歌新走向

邓显鹤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诗学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诗歌的本质--性情根植于忠孝;学诗的宗旨——学唐也需宗宋;学诗的途径--别材还需读书。他的诗学观昭示了近代诗歌新走向。     

论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兼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其契合处

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诗歌内容要求的最高标准即"不虚美、不隐恶"。二是诗歌运用拟人、用典、比兴等手法时要符合事实,文字简要而不可浮夸。三是诗歌追求实录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观风察俗"。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具体表现在对鲍照及乐府诗的推崇、对庾信及徐庾体的评判等方面。而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有契合之处。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纵向语言诗学

在刚刚结束的20世纪诗学史上,语言诗学始终是最重要、最具先锋性的,无论是早期形式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也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女权主义等各家的诗学,在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语言诗学.然而这些语言诗学基本上都属于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诗学,或者可以称为横向语言诗学.那种建立在具体的不同语种基础上的语言诗学,也可以叫做纵向语言诗学,或者母语诗学,却始终没有形成,如俄语诗学、汉语诗学、英语诗学等.而对诗歌的研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这种纵向语言诗学.因为每一首诗都是用一个具体的语种写出来的,它最重要的价值也是由它的母语决定的.     

论郑珍的诗学观及与元好问的比较

郑珍的诗学观是崇古尊经、修身力行、苦学专精、自得性情。他的诗歌便是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结果。郑珍的诗学观与元好问同中有异,这对于解读他们各自的作品有重要的意义。     

法式善:乾嘉之际诗学转型的典型个案

作为乾隆末、嘉庆前期诗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诗歌批评家,法式善诗学对袁枚性灵诗学的修正,对当代诗歌历史的记录及对女性诗歌的观照,代表着当时诗学的主流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法式善的诗学可以说是体现了乾隆诗学向嘉、道诗学过渡和转型的典型个案,在清代中叶的诗学转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歌即媒介:中西诗学起源异同

在西方,诗歌作为摹仿自然的媒介,其媒介功用意义经历了柏拉图的阐释后,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提升和系统化。在柏拉图的诗学思想中,诗歌作为摹仿自然媒介的功用表现在:诗作和技艺的不相干、现象与本质的分离、感性和理性的脱节、个别与一般的不一致、神祇和道德的不协调。柏拉图媒介诗学不可通约性的一面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得到了一一调解,达到和谐一致:摹仿个别只是手段,揭示普遍规律才是目的;摹仿的对象是现象,反映的却是现象的本质;媒介诗学的功用表现在生活中的偶然与必然的可信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在中国,最早对诗歌的定义是传达志的媒介,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综述,体现了诗歌是自我实现的内驱力和社会环境的外驱力互动的过程,无需摹仿环节,是自我导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且自我、主体、心灵在仁礼的同一性的预设中相辅相成。中西诗学的起源及其媒介作用有其异同之处。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观省思

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学界对此并不陌生,但我们在如何深刻认识卡勒的学术理路,准确把握他的学术思想,客观研究和评价他的学术贡献方面做得还相对不足.卡勒以"文学能力"概念为基础提出的结构主义诗学观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其多方面的学术贡献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一诗学观在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对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研究加以省思,有利于深入认识卡勒诗学观点,也有利于卡勒学术思想研究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