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公民儒学”

对孔子思想进行—"公民儒学"下的"道德思考",很有必要。这样的儒学不再是以心性论、主体自觉为核心,而是要以广大的生活世界为反省的对象,以广大而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总体为反省的对象,并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构成的总体之中。从这总体之根源来说,即是从中国人的"道"上来说,这时候的"道"就不是我们生活世界之外的道,不是一个挂空的形而上之道,而是天、地、人交与参赞所构成的总体,并落到笔者所谓的存有实践这一层。如此一来,要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思考,来取代以"心性修养论"为核心的哲学思考,或者简单地说,要由"传统儒学"进到"公民儒学"。     

什么是儒学——《简明儒学史》导言

儒学是“为道之学”。道是“主张”、“主义”,道不是规律。道的核心内容是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格物致知又是修身的前提。儒学与经史术艺、天文律历是密不可分的。儒学的发展可分为重视礼仪制度阶段和重视心性理论阶段。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王船山“四德”思想研究

船山继承了宋明儒学统一宇宙论与道德论的思想脉络,对“四德”这一重要论题给予了创造性诠释.他首先用“天德”、“人德”两范畴指称道学体系内天道之元亨利贞与人道之仁义礼智;其次提出了天德体用相涵、人德以诚、智、仁为统的理论特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以“性德”这一形上范畴来贯通天德与人德.而且船山将天德性德人德的统一视为君子身心修炼的最高标准,使“四德”成为他重建儒学正统的核心理论之一.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吸收了船山的天德、人德范畴,并将“天德流行境”视为心灵九境之最高境界,使“四德”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颇具独立性的命题.     

评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

在牟宗三的新儒学体系中,“良知自我坎陷”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牟宗三联结“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成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也是车宗三就“德性主体”如何开出“知性主体”,从而解决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所作的具体说明。由于“良知自我坎陷”说不仅关涉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而且还试图为科学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疏通理路,因此,它的提出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其理论意义何在?它真的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安立科学和民主吗?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初步评析,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论荀子“制礼明分”的经济思想

荀于在其学说中,突出强调“礼”,认为治国首在“隆礼”,但荀子所隆之礼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是和封制度相适应的新礼,而不是西周以来的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旧礼。在经济生活中荀子也十分强调礼的作用。“制礼明分”可以说是荀子隆礼的治国方针在经济上的表现。本文试通过分析荀子的经济思想和制礼明分的关系来揭示荀子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一“制礼明分”是荀子经济思想的总纲 儒学认为,经济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的机体。协调这种等级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儒学的基本任务。仁、义、礼是儒学用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范畴。     

“有耻且格”与“免而无耻”——谈道德与法制的关系

“有耻且格”与“免而无耻”——谈道德与法制的关系谢明慧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关注道德和法制的关系问题，而它实质上是一个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先秦时期，在治国原则上，有依靠刑政还是依靠德教两种主张的争论。孔子崇尚“为政以德”，他认为：“道之以政，...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儒家立志说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

立志为历代儒者极端重视与不厌申言而在儒学中成为一种学说与传统。基于内涵的深入考察,儒家立志具有“‘心’之‘道’而成‘德’”的内在逻辑,统摄儒家至为重要的“心”、“道”、“德”三概念,同时构成儒学的基本逻辑。通过一种现象还原的方法诠释“心—道—德”三位一体的儒家立志,“心”、“道”、“德”三要素分别指对特殊的个体、普遍的群体、自由的人类,立志即是一个将自然个体道德化为德性主体、将自然群体伦理化为德性共体而实现个体与类双重解放的自由化过程,作为对人之个体—群体二重性存在的德性安顿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在伦理与道德互文的意义上,儒家立志彰显出以“精神”、“自由”、“人本”、“尽心”为特征的伦理世界观与道德方法论,辩证地把握了人之意义与虚无（有与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共体与个体（大与小）三对二重性存在本质,对于克服精神世界之虚无主义、生活世界之物质主义、伦理世界之原子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论湖湘学派的“修身”思想

湖湘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重视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的传统，认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的途径，方能达到成道求仁、治国安邦的功利目的。一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将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与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倡导、实行的，突出地表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关系的提出，即要想“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从“修身、齐家”做起；而要“齐家”，其首要又在“修身”。因为“修身”与“治国”紧密相联，或者说“修身”就是为了“治国”，所以湖湘学派在“修身”过程中，特别强调培养学子“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爱国思想；“…     

古代德行伦理与早期儒家伦理学的特点--兼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异同

前孔子的春秋时代的道德思想属于“德性的时代” ,德目表很多 ,德性体系是大家关注的对象。而孔子的思想则强调君子的整体人格 ,德性伦理只是孔子道德思想和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孔子伦理学虽然包含了承继传统而来的德行论面向 ,但其整个思想已经超越了德性伦理的形态。孔子与春秋以及前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孔子特别突出“仁”这一德。对于孔子 ,“仁”不只是“德” ,而且也是“道” ,就是说 ,仁不仅是德性 ,而且是原则。由金律和忠恕一贯之道来看 ,孔子的伦理思想不能全部归结为“德性伦理”(virtueethics) ,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道”不是那些单方面的德性 ,而是社会道德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定律。     

现代信仰和信仰体系的两条绝对之路——以“知识—信仰”框架为分析契机

理性的知识原则和信仰的良心原则是推动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原则,两者分别表达了理性的普遍化诉求,以及现代人的绝对个体化和主观化诉求。“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地盘”是这两条核心原则之绝对差异的原理性表达：彻底贯彻,或彻底瓦解此原理是现代信仰能否重新确立的关键。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分别走在这两条绝对道路上：前者是罪（知识）—信仰的绝对辩证道路,通向的是现代信仰的绝对个体性和绝对主观性;后者则是知识—信仰相统一,甚至是同一的绝对思想道路,通向的是与信仰相关的现代形而上学体系。这两条道路并非如表面显示的那么对立,相反,它们都是对真理（上帝存在）如何展示在现实中,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绝对有效的表达。     

“尊德性”与“道问学”:朱陆之辩及其历史回响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以指谓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其相互关系。但自从理学崛起,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在朱子包括象山弟子对这一争论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泛观博览”与“发明本心”式的概括。到明代,又通过罗钦顺与王阳明之不同走向,转换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之争。而从戴震到章学诚,则又通过“博”与“约”、“专”与“精”来深化这一问题在为学中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于《中庸》之本义,并从儒家超越而又内在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这一近千年的争论也许就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也可以看出现代知识论追求与认识论走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从韩国儒学的角度解析儒学的生态伦理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更是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和蔓延。所以,抛弃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基于这一点,韩国儒学史上的"人物性同异论"给我们带来了有用的启示。虽然同论派和异论派在如何认识人与物的本然之性上有本质分歧,但两派都承认物这一非人类存在也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性,这就赋予了物"道德性"和"精神性"的层面。     

“言”与“德”:意义世界的建构

“言”与“德”：意义世界的建构张清民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其特征“与其说‘儒道互补’,不如说‘儒性表里,道一贯之’贴切。‘道’即‘天人合一,天理人伦’的自然之道,道下贯而成人的道德之性,即仁即诚”①。这种伦理性质的文化...     

中国世代推崇儒学之原因探析

儒学是统一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的正统理论体系。统治者的利用和人民大众的接受使之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也使得中国世代自上而下烙上了“儒化”印记。从民俗学角度追溯和探析儒学世代为统治者所推崇之原因,并审视儒学构造终极价值信仰的历史影响及其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社会政治德性和世俗伦理生活。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