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人民性、大众性、民族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身份叙事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和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上的一部刚领性文献,《讲话》以其强大的叙事逻辑和神圣化的身份认同力量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各项文艺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从文本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种神圣化力量的获得是通过相互递进三重叙事逻辑而达到的,即:通过划定革命文艺的"人民性"属性而对传统文艺进行祛魅,以此确立中国革命文艺的阶级-政治身份;通过强调革命文艺的"大众性"特征来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辩护,以此厘定中国革命文艺的文化-美学身份;通过提升大众文艺的"民族性"属性来完成革命文艺的神圣化叙事,以此确立革命文艺的民族-国家身份。     

“弱国家”的终结与新史观的兴起：当代美国行政之变的话语塑造

行政主导体制在现代美国的崛起，堪称一场“不流血的宪制革命”。这一历史性巨变，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分权宪制传统及长期流行于世的“弱国家”叙事，形成现实与历史、实践与理论的强烈反差，从而引发一场延宕百年、悬而未决的行政合法性困境。面对困境，几代美国知识精英致力于重建新史观，精心塑造出一整套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为美国体制转型辩护，力图证成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的历史合法性。这一新史观的重建过程表现为：他们用“国家建构”的新叙事取代“弱国家”的旧叙事，同时以还原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和行政治理历史的方式来证明新叙事的可靠性，并且引入“危机与变革”的历史逻辑和“人民出场”的新宪制史论，来论证行政主导体制不是违背美国宪法传统的产物，而是美国人在应对危机的历史实践中自发做出的现实选择。这种融叙事之变、史实还原、逻辑转换和宪制观念更新于一体的新史观，打通了前后两个百年的美国国家建构历史，最终在理论和话语上塑造出一幅具备历史合法性的美国行政体制图景。剖析美国知识精英主动修正意识形态，为重构行政之变的历史合法性而殚精竭虑的话语生产过程，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体制的历史之变、内在矛盾和现实逻辑，深化对政治实践和理论关...     

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知识论

传统政治哲学的知识论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挑战,政治哲学探讨的主体发生位移,对本原认识进行革命,更多的立足在对本体的本源性问题上,摆脱了宏大叙述而进入了政治哲学的元叙事和商谈伦理,形成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学说,进而形成政治哲学的全新政治哲学知识论体系,分析的政治哲学成为知识论的核心方式。     

民本传统与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双重叙事

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话语倾向于否定传统对现代中国的正面影响。然而考察社会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民本传统叙事和社会革命叙事都有着重要地位。民本的大同理想、平等主义、土地意识等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知。社会革命的话语经由进化论得到强化,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成为主流。从这一过程看,正是社会革命与民本传统的结合,使得社会革命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具有了历史合法性,使得革命者的视角转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使得中国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时期仍然服膺社会主义,为人民的政治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培育创造了独特的土壤。     

共享经济下社会保险制度创新研究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与传统的典型劳动关系完全“捆绑”的制度设计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共享经济的新形势，应当将社会保险与传统体制内典型劳动关系脱钩，实现分层设计与分层治理。共享经济新型劳动用工形式再次对多重劳动关系理论或兼职理论提出了挑战，其合法性认定与社会保险义务与责任分配问题亟待破解。社会保险领域的重复保险问题也更加凸显，应当坚持否定重复保险为一般原则，兼顾不同险种特性做差异化调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不能有重复保险;而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可以容许重复保险。社会保险账户构建与管控，应当处理好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的关系；借助国家“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网络信息平台，构建全国统一的个人账户新系统。应从思维模式、制度设计、法律规制等层面，破解自愿弃保或协议弃保问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变及其重构

合法性关系政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合法性资源则是可以证明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有形的物质利益或无形的价值符号。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变迁的加快,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巨大变迁,带来潜在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必须从多个角度维护和重构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马克思哲学"叙事方式合法性的批判

"马克思哲学"叙事方式合法性批判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其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上的"本质在先"与"还原论"的叙事方式批判;二是对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的叙事方式批判,主要是对"是"与"应当".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质"与"异质"两个问题;三是回答为何"马克思哲学"至今没有能够取代教科书体系.主要是意识形态系统有效性与批判性学术叙事方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哲学应当定位于批判性.     

论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

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 ,舆论监督具有真实性、政治性、合法性、适度等基本原则 ,以内在地反映其价取向 ,决定其运作要求。     

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是艰难的,它为适应时代语境,去除(或弱化)其意识、思想、价值等内涵,而化约为现代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化,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治神话"的合法性路径。其中,政治神话在传统文化的常识性知识中实现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皴染;在伦理性知识中,政治合法性通过伦理的道德得以确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政治神话的自然化、永久化,并在一种看似顺其自然的秩序中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维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孵化、生产与重构。     

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1944年 5月至 1 945年 2月的国共谈判 ,是一次中共主导下的、以联合政府为主题的、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此次谈判的主要特点是 ,背景决定谈判的进程。背景的构成及其作用表现为四个方面 :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 ;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 ;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 ;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 ,由改良转变为革命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

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及天、君(圣人)、民等概念的来历、定义和关系,对<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进行了解析,揭示维系天、君(圣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以所谓"为民"为核心诉求和表达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君权独尊下的中国传统极权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极权政治的主要特质.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经历了革命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下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改革后多种组织体制并存的局面,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重构日益显示出对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这是基层社会对超大社会管理能力和单一制国家整合能力的挑战。本文在分析了改革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从认识论的角度理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组织重构的前提。文章最后指出,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从组织体制上培育基层社会的社会自主性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抛弃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论从组织体制上保持基层社会的发展持续性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从《黎明之前》看谍战剧国共关系的影像书写——基于意识形态批判范式的解读

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谍战片作为冷战叙事类型，其国共关系的影像书写由原来敌我对立的二元模式，转变为“国共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谍战剧《黎明之前》便是这种意识形态转移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关于国共关系的影像书写渗透着社会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复杂的错位与耦合。在凸显了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以《黎明之前》为代表的新时期红色谍战片，试图通过人性、信仰、精神等普世价值观温和展现国共两党的角力，从而解答和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主体身份的暧昧与指认间焦虑。     

后现代公共行政视域下的乡镇政府合法性构建

乡镇政府作为政府层级结构中的基础层次,其合法性直接影响着政府整体效能的发挥,也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乡镇政府合法性构建问题迫切而必要.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借助解构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合法性展开批判,并通过重构成为乡镇政府合法性构建的合理性治理逻辑,为探索乡镇政府合法性构建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     

自由主义、政治中立性和人类幸福

近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特点大概是它对政治中立性原则的承诺。从实践的方面来看，这个承诺联系着自由主义者对政治合法性的关注；从理论的方面来看，它则可追溯到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对正确的东西的优先性强调。但是，不论是在哪个方面，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试析40年代政治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西方。随西学东渐，逐步传入中国。。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对峙，成为自由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围绕建国问题进行激烈较量的同时，自由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第三个有力的政党才能消融国共之间的对立，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国共双方把军队交政府统一管辖，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战后美国对自由主义的声援也鼓舞了自由主义者，进一步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汇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推崇政治自由，经济上提出经济计划性，并试图调和国共冲突，但由于自由主义理论的与世无数、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主张，注定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昙花一机，转瞬即逝的结局。自由主义的这种结局同其理论上的脆弱，脱离实际，超前，以及自由主义理论难以适应中国民众的要求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初 "华夷观念" 的解读与中原王朝合法性重构——以 "曾静案" 和杭世骏命运为视角

"曾静案" 表明, 清王朝对满汉民族关系的认识, 已经超越历代 "华夷观念" 对民族关系的理解, "中国" 在新的大一统基础重新定位. "曾静案" 和杭世骏的命运反映了满汉在文化与政治上的不对等所造成的民族畛域对传统士人政治生命的影响, 体现了清王朝通过阐释传统 "华夷观念" 来重构王朝合法性的良苦用心, 以及由此引发的满人 "中国" 观念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