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约瑟难题”引发的几点思考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出 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否定李约瑟难题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中国古代既有科学又有技术 。中国传统科学虽有其弱点，但不能以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和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评判，而应当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观点。     

“李约瑟难题”的诺斯解释：一个基于产权的分析框架

“李约瑟难题”作为科学史界的著名难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通过对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进行分析,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有效产权结构的建立和实施。由于近代中西方产权形成过程的差异,产权保护观念和机制的不同,使产权不清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有效产权结构下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距。诺斯的产权分析框架给我们解释“李约瑟难题”即近代西方兴起近代中国衰落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李约瑟难题”的认识

“李约瑟难题”是科技史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究竟谁 是谁非？通过逻辑和历史的考察，最终确定了“难题”的真正含义，在解构了两个错误的前 提之后，它只不过是一般的问题，“李约瑟难题”就变成了“李约瑟问题”。     

对“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

近代科学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说,没有西方文明,近代科学不可能诞生;没有东方文明,近代科学也不可能诞生。但这种融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现,却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种是必然因素,另一种是偶然因素。西方近代兼具了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因此近代科学就诞生在西方。这是西方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因为近代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泛李约瑟问题:无穷穷举——驳“李约瑟问题”终结论

提出李约瑟问题,乃是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典范,考察东方和中国的科学技术。我们以分析、解决一个泛李约瑟问题为基本线索。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的比较研究,而且是对于中(东)西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等方面的比较研究。由此,李约瑟问题形成了一个开放的问题的结构和模式。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不仅在答案上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而且问题本身也具有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无穷穷举过程。从中(东)西科学技术的比较研究到中(东)西人文社会等等的比较研究,乃是转换和扩展李约瑟问题。只要存在中西科技、人文、社会比较,或者任意两个以上的文化和社会比较,李约瑟问题就有其意义和价值。只有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真正达到一体化程度,李约瑟问题才会真正宣告终结。     

“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54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首次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由于历史的机缘,王亚南与李约瑟相逢,并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的关键性环节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他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以比较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考察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对官僚专制政治的独裁性、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展开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王亚南不少开先河的论述和深邃的洞见,可为李约瑟的总结工作提供极有价值的参照,他对“李约瑟难题”所作的理论贡献,将同他的业绩一样永载史册!     

“李约瑟难题”的多维思考——重申文明与科学的分析框架

虽有外国学者持有异议,然从文明与科学的关系解答“李约瑟难题”仍不失为一个好的视角。中华文明“独立而又连绵发展”的特性,促使我国的传统科技逐渐地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也正是这一特性又使得中国科技于近代落伍。中华文明晚期来自思想文化、社会、自身三个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从中西比较中看“李约瑟问题”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了终其一生也未能给出完美答案的旷世之迷：＂李约瑟难题＂。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李约瑟问题＂予以尝试性的回答,包括科学革命结构在中西不同时期发展的历史命运;中西哲学之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古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以及宗教作为一种文明现象是如何渗透到科学精神中去的。     

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向

传统或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代表了过去的悠远和辉煌,亦在于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当下存在样式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时,就不仅仅是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一种历史性的梳理和阐释,而且要立足于现代及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而非传统或"传统主义"问题,进而从中寻求一条可以联结过去和现在的精神纽带以及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依据.然而,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却经历了诸多的波折与坎坷,与此同时亦完成了研究范式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的现代转向.     

超越“范式”：国际问题研究的路径探微

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演变表现出一种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多重视角、多种层次研究的趋势,它给予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但反过来说,不同的理论针对不同的对象也具有各不相同的解释力。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全部复杂性,必须提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结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精到的阐述,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进行阐述和分析。     

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一种前科学时期的进步理论,在古代取得了辉煌成就,不过在近代西学东渐中被精致证伪,被认为“落后”、“不科学”乃至被所忽略.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提供了分析和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既有的研究已经尝试从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环境和要素禀赋、科举制、阶级基础和政治裁度、文化和思维方式、道德伦理等角度给予解释.其中,经济伦理是经济思想的基础,义利之辩是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视角.建立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问题意识,解释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将有利于整体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李约瑟之谜”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兼与姚洋就《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商榷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史 ,从制度层面对李约瑟之谜进行考察和分析 ,认为造成中国 18世纪中叶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 :封建皇权的统治制度与科举制度压抑了人们在产业领域的创新精神 ,产权保护制度与交易制度的缺位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产业技术队伍的稳定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 ,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下 ,吸取历史教训 ,破除不合时宜的旧制度 ,建立相宜的制度吸引和激励各种人才投身各个行业领域 ,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关于"李约瑟难题"引发的几点思考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否定李约瑟难题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中国古代既有科学又有技术.中国传统科学虽有其弱点,但不能以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和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评判,而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观点.     

“李约瑟难题”的一种哲学思考——兼论成中英的科学转化观

对"李约瑟难题"的真正解答,必须将古代中国科学的发展进程纳入民族思想传统中进行审视,不仅揭示促进或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因素,更探讨德性思想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德性传统上接引现代科学的问题。成中英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早期中国自然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与多种自然现象的解释理论有重要关系,而近代中国科学滞后的哲学原因则在于儒道思想的内省性。为促进现代科学在中国良性发展,成中英进一步提出"科学转化观",通过确认道德与科学在儒学中的本体地位,指明从道德到科学的转化途径。     

古今之争：从“托古改制”到“取今复古”——重新从康有为出发

古今之争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时至于今,在盲目的复古和浮泛的西化风潮中,我们仍需要重新来对待这一问题。本文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文化综合论出发,来考量近代以来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在这种考量的具体过程中,康有为构筑了我们的起点,也成为我们的参照。     

“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     

从“转化”到“创新”：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范式转换

科技成果转化范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诸多缺陷,必须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范式转换,即由科技成果转化范式向技术创新范式转换,为此需要解决若干关键性问题。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从“性情之正”到“文”、“道”之争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

“心性”之学是中国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将“心”的文化与“心”的艺术之间的障壁打通却是徐复观的独创。他在阐明艺术价值的根源和艺术创造的关键基础上,又从艺术创造主体角度对艺术的真谛进行了人性主义的阐释。其要点有二：一、艺术家人格修养的层级性决定着艺术创造中价值、意味发现的层级性,艺术个性化的前提乃在作者能得“性情之正”而不仅仅是“性情之真”;二、“文”与“道”之争是个常论常新的话题,而“专制制度”才是文艺发展的最大障碍。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