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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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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总被引:9,自引:0,他引:9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幸福的哲学源自快乐论和实现论,在心理学则表现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种形态,在40年发展中经历了调查比较、理论解释、测量发展、社会应用4个发展阶段.现代走向显示出:相关因素从经济转移到非经济因素,心理机制从特质论转移到建构论,测量模式从各自为阵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幸福干预从实验开始走向实践.进入新世纪后,幸福指数成为关注的中心,表现出宏观国家幸福指数、中观社会学幸福指数和微观心理学幸福感模式,现代幸福学相关研究将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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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不能片面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到国民幸福的基础来自于社会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相当数量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社会质量没有得到全面提升。在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提高社会质量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增进国民幸福是提高社会质量的目的和归宿;增进国民幸福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和尺度,提高社会质量是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和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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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我需要得到满足和理想实现的心理体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标准以财富为第一位,其次是家庭美满、身体健康、生活如意以及社会和学校认可等。中国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上状态。影响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是人际交往、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专业学科及家庭教养方式等;主观因素则是人格特质、主观效能感及价值观。高校应从创建高尚的校园文化、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利用社会实践提高应对能力等方面创设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环境;同时,也要从树立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主观变量方面多维度进行引导,使大学生树立积极的幸福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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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旨在考察普通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结果显示: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男女教师主观幸福感间没有差异;平均数结果显示,高学历教师主观幸福感偏低,单纯从事教学工作的高职称人员主观幸福感最高;职级上表现为处级干部主观幸福感低于副处级和科级;房产、婚姻、工作性质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维持并提升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需要从社会、学校、教师自身三方面着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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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的幸福能力观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幸福的追求史。获取幸福需要智慧和能力。人的认知特性制约着主观幸福感的水平。积极心理学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为人类追求幸福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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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近10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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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广阔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收入-幸福悖论”的发生机制。“收入-幸福悖论”即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停滞不前并存的现象在中国已初现端倪,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突出障碍。现有研究通常假定某种中间变量“作祟”才导致该悖论出现。本文提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停滞的共同原因。市场化改革提高了人均收入的同时使“才能+努力=成功”绩效主义和机会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然而,上述理念盛行并不能自动根除现实中的机会不平等。当高涨的绩效主义预期遇上收入机会不平等加剧的社会现实,人们将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了幸福感。本文为上述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破解我国“收入-幸福悖论”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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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的重大基础手段。在相当程度上,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特定经济社会发展引致的客观福祉条件改善的主观反映,两者具有内生一致性。根据国民幸福与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关系,文章在深入剖析影响国民幸福6大一级影响因子与结构原理的基础上,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的内生响应关系,并基于此构建了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涵盖幸福主客观主要影响要素的幸福指标体系。这一研究为国际学术界正在共同努力实现"以幸福测度经济社会进步"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基于主客观内生一致性的幸福生成理论机理体系,基于此建立的幸福指标体系框架在包容主客观幸福指标方面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并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空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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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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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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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改变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男性和女性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前者比后者的提升更为明显,后者甚至出现了幸福感水平的降低。本文使用cGss2010的数据,在对这一情况进行描述验证的同时,也提出婚姻关系条件下的相关因素假设,在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和经济效用等理论的基础上,以家庭支持、社会交往和个人收入等因素为解释变量,建构我国居民婚姻状况下个人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产生的机制,对产生这种两性差异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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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社会建设就是给人们提供有利于提高个体自我主观感受的大环境,而不仅仅是财富的最大化,它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为最终目标。通过对幸福的内涵的探究,构建幸福社会的指标体系,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铜陵市幸福社会建设状况进行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幸福铜陵建设成效显著,多数指标达到或超过目标值,幸福指数稳步提升。但建设幸福铜陵,进一步全面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在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食品安全监管、弱势群体扶持、居民身心健康等方面还大有作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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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是评价和谐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重视国民幸福指数。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经济因素外,健康、自由、安全、充实等,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正确看待幸福指数,使其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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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186-192
文章根据上海市2011年的调查数据,对新白领移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相对剥夺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多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新白领的社会网络构成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多重作用。首先,在新白领移民的交往群体中本地居民越多,则其幸福感越强;其次,新白领移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幸福感程度越低;第三,社会网络构成对于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即社会网络中本地人的比例越高,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消减作用就越强,而社会网络中外地人的比例越高,则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消减作用就比较小。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