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改造中的游民规训与社会治理策略考察——以“改造二流子”运动为例

从社会治理策略的角度,以福柯的规训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进行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的游民管制措施相比,陕甘宁边区所采取的游民规训与社会治理策略是通过群众运动中的举报、相互审查和自我审查,系统化商议评定标准,民选二流子,以明确的标签来区隔二流子人群,同时使其他民众感受到熟人社会中的强大群体压力,对照二流子的认定标准进行自我审查,通过树立反面典型来促使农民向先进靠拢,进行自我改造。这一治理策略成功地规训了乡村民众,让每一个体在相互评选和自我审查中变得驯服和更加有效率。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简论社会治理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建设

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可以使冲突各方建立合理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其行为更趋于理性,更偏向采取合作策略。中国现行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在应对现实公共冲突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性错位降低了治理效能,冲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格局使治理潜能受到限制,过度强调冲突预防的冲突治理策略使冲突的正向功能难以释放,冲突治理形态的运行失衡造成制度成本提高,以及冲突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使治理缺乏成效。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应当致力于三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三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为冲突"自我治愈"功能的实现留下空间,冲突控制与冲突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以及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我国古代社会乡村社区治理的政治艺术

维护既存政治秩序是每一代统治者的共同任务。但是,时代不同,他们在维护统治秩序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和策略也会有所差异。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乡村地域极为辽阔,农民居住也相当分散,村庄之间亦呈相互隔绝之态势。面对此种情形,统治者们将司法、宗族及乡绅等方面的力量综合起来加以运用,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过密治理中的社会突围——社会不满的政治学批判

在制度化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延续传统性以过密的结构强化了对于社会的管制;而社会吸纳现代性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挑战管制,从而形成过密治理与社会突围的张力.在当代中国,技术性的过密治理与制度外的暴力反抗往往都受到过分的追捧,这种追捧本身不利于现代田家和社会的转型.应该看到的是,社会正在形成集体性力量,并在现代社会运动的发生中与控制的力量形成初步性交换.因此,现代治理应当逐渐实现过密型治理的放松,并合理控制社会制度外的突围式生长.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少历史人物和思想流派都从不同角度论及过德治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德治主张,这些思想有些精华仍然可以为我们当今的社会治理、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正是基于以上这种考虑,本文对古代德治思想进行了评析,分别从行政、家庭、社会这三个领域进行利弊评析,再结合我国当今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探索出古代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治理的启示。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制度末梢的匹配窘境及其社会治理

制度末梢是制度系统中处于末端的制度环节.在制度实践中,处于末端的制度环节经常被忽视,产生大量诸如“河边步道清洁方式”的“类问题”.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不能显示“类问题”在制度系统中的真实寓意,由此大大折损了系统效能,其机制则来源于“类问题”的共性特征;而“类问题”的主要障碍并不完全在于经济性约束,绝大多数可以借助“理念性力量”和“参与性力量”加以解决.总之,制度系统的实质不是体现在制度环节之间重要性的排列,而是组成制度系统的各环节的有效实施和实现各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河边步道清洁方式”是此类问题的一个生动缩影.广泛且长期存在的此类问题汇聚成一种负能量,正在侵蚀已经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并有可能成为中国制度转型的一种现实障碍;但同时在制度末梢表现出来的“类问题”也为转变制度建设方式提供了实践依据.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非正式制度与农村社会治理: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性因素。本文通过厘清非正式制度的概念,指出其核心就是"地方性知识";结合"炉灶改造工程"、"母亲水窖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三个典型案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指出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农村地方治理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地方性治知识、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论“辩论式”审判方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我国人民法院自 90年代开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 ,已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习惯的禁锢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还带有很重的职权主义色彩 ,本文就辩论式审判方式概念的界定、特点及适用做些有益探讨。     

从“制度阻滞”看促进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创新

促进残疾人社会参与,是全面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目标。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是指残疾人为了提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采取特定的手段和方式参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一种社会行为。目前,残疾人社会参与存在空间有限、机会缺失、渠道单一、能力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阻滞"。"制度阻滞"是指残疾人社会参与在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冲突问题以及在制度执行上的曲行问题。当前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阻滞"主要表现为"制度缺失""制度冲突"与"制度曲行"三个方面。因此,要消除"制度阻滞",促进新时代残疾人的社会参与,使之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牢牢抓住制度这一关键环节,进行制度创新,优化制度环境,畅通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路径。这就要求增强制度的完备性,填补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缺失";提升制度的协调性,化解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冲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纠正残疾人社会参与的"制度曲行"。     

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NGO的公共服务角色转型

近年来,中国NGO经历了井喷式爆发和衰落,其背后是整个社会管理格局,以及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博弈。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NGO步入了稳定发展、合理扩增的时期,而其与政府的合作仍处于社会治理中的灰色地带。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治理"起,从"管"到"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和对中国NGO的重视,给了中国NGO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面对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NGO如何在社会转型中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服务功能,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构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新格局具有时代性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