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后五四时代明清启蒙学术思想谱系的建构

一直以来,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吏上极具界标性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然成为一个历史记忆,一种象征符号.而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的启蒙话语,常常为其后许多人文价值问题的学理追溯,提供了丰饶的思想资源.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后五四时代,在启蒙话语模式下,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谱系是怎样被一步步建构起来的;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启蒙话语模式本身进行理性的反思.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新伦理的尴尬与局限——“五四”伦理启蒙的内在矛盾分析

围绕"如何建设现代性社会伦理"的问题,"五四"伦理思潮提出了很多伦理主张,但也存在诸多局限和缺陷。只注重道德行为模式的提供,却缺乏行为背后的人性机制的关怀;只唤醒了人的"个体愿望",却未能培养支持这愿望的"个体理性"。这些局限和缺陷都导致了"五四"伦理启蒙的挫败,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起点,对中国现代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启蒙到革命：来自道德理想的引渡——“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激进思想的逻辑构成

本文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激进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了系统梳理,通过对道德理想在革命路径中举足轻重位置的分析,得出结论:启蒙并不一定要走向革命,同时,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否定理想和革命的口实。     

科学启蒙:一个百年的主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表现为科学社团的产生、科学出版物的创办、科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及科技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形成。由于“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对“科学”作了中国式的理解,科学成为“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致使科学的生产力功能基本上没有得到释放,究其原因是科学在当时救不了国,“科学救国”让位于“革命救国”。只有争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科学在一国之内才具备昌明繁荣的社会条件。从“五四”时期的“科学救国”到今天的“科学兴国”,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殊异。“救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兴国”则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只要科技落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科学启蒙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启蒙是一个百年的主题。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激烈反传统主义探析

本文通过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对其"激烈反传统主义"进行简要评价,探析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概说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更客观、理智、冷静的研究 ,无论是对其主要精神和成就的发掘 ,还是对其缺失的反思都达到了新的境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实质是反对孔子的偶像地位以及定儒教为一尊的形式,而不是反对孔子及其全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它实现了孔子的真正平民化,恢复了孔子在历史上的诸子学地位,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为以后客观、公允地评价和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论"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及其历史处境

"五四"的身体话语起于晚清,晚清的国家身体化思维是以"拟人说"为原型的,它开辟了民族主义性质的身体话语,并为"五四"的身体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言说方式。"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虽然受到了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身体话语的影响,但却更多的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身体在"五四"时期主要是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被谈论的,因而"五四"身体话语是和反封建伦理的时代话语重合的,并由此出现了身体被呈现和被遮蔽的矛盾状况。     

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不自觉”的暗合——析传统文化对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的影响

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是一个中西合璧、显隐结合的过程,故乡背景、童年经历、私塾教育与少年上海求学经历构成了其科学理性中不自觉的隐性因素;程朱理学、乾嘉朴学以及康有为和章太炎的个人影响构成了其科学理性中不自觉的显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