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无之辨”看儒玄思维方式的转化

对“有”、“无”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玄学看待宇宙万物的态度与方法。从“贵无”、“崇有”到“独化”,玄学形成了一套与汉代经学推衍模式不同的内向式抽象思维的方法,突破了汉代以来儒学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宇宙间架,转而透过万物的外在表象探索其本质。虽然玄学在理论发展完成的过程中就已埋下了自我消解的种子,但其内向探寻本质的思维方式拓展了人们的思想空间与维度,仍有积极的意义。     

向秀本体论玄学发微

向秀《庄子注》表达的玄理本体“有”与“无”的统一是前后贯通而明确的,“生自生”与“化自化”,对于客观世界的存在物表现为“不生不化”,而万物自生自化亦能够成为“生化之本”。向秀以外物为本体之崇有思想倾向,说明了对现实的认同与向名教的妥协。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达到名教与自然合一。向秀本体玄学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兼治儒道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略论“不拘儒者之节”的“通儒”马融

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又“生性任达,不拘儒者之节”,在这两面之中所蕴含的个性特征需要我们去深刻体认,以达“了解之同情”,而其在当时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有追寻的价值。马融此种双重人格揭示了东汉中后期社会思潮已经由经学向玄学潜行,马融一生的奇异行为正是反映这种变迁的表象。因此,马融不仅是两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人物。     

论"传神"与中西审美精神

中国艺术以形写神 ,以形似达到神似 ,神似重于形似。“传神”的审美特征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 ,体现了中国美学重“无”的智慧取向、“省”的审美意识及其玄学的色彩。这与西方追求刻肖外物的真的境界 ,重“有”、重再现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对比 ,而中西方将互融互补 ,艺术共荣。     

从《太平经》看东汉社会危机和早期道教的产生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经典,大部分经文成书于东汉时代。今本《太平经》基本上保存了东汉经文的原貌。本文力图应用《太平经》的内证,参以史料,对东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早期道教产生的社会条件、思想条件和心理条件作些探讨。 一、东汉社会总危机的根源 我们从汉魏之际封建说着眼,把东汉的社会危机看作是“古典古代”型社会形态总危机。 所谓“总危机”,是指秦汉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在东汉后期激化到无法由自身调节机制实行有效地控制和调整的程度,因而达到行将爆发的临界状态,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全面崩解。与之相比,秦末、西汉末同样经历了社会危机的爆发,但社会机体大致上仍能按照原来的模式重构。东汉末的社会危机则使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政治结构统统崩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正与古代罗马帝国“总解体时期”的情形     

玄学"无"的精神境界与阮籍诗歌

阮籍作为正始玄学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建构了一个形超神越的“无”的精神境界。这一境界兼有哲理性和诗性，成为阮籍玄学和诗歌的联结点，对阮籍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从诗歌旨归和阮籍思维方式、心态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影响，强调指出了“无”的精神境界既缓解了阮籍的悲哀，又加深了他的悲哀，这使阮籍诗歌既宏放高迈，又沉郁悲凉。     

从哲学到艺术——解析鲍德里亚的交换观念与艺术转向

鲍德里亚的交换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早期关注现实层面的价值交换,以马克思对商品本质构成的分析为参照,批判了等价原则;中期探究符号性的象征交换,以此颠覆现实原则;晚期思想极端化,形成了基于不确定性原则的不可能的交换,以“无”来重构世界存在的要素和背景,形成了荒诞玄学。最终鲍德里亚将自己的哲学思考和对“无”、“无中生有”的体悟投射到艺术之思当中,阐释当代艺术现实的真相。这一转向是鲍德里亚交换观念的现实推衍,显示出他抛弃理论生产,重铸艺术精神的探索和努力。     

略论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首先,坚持在社会主义价值框架内调整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其次,重视先进文化建设,强调文化发展的意义与价值;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无情"到"有情":道家生命本性论的演变

道家的生命本性论奠基于老庄,发展于《吕氏春秋》,成熟于《淮南子》,完成于玄学,经历了老庄的自然朴真论,《吕氏春秋》的自然情欲论,《淮南子》的恬愉为主、情欲为次论,玄学新道家的圣人有情论等演变阶段,而以郭象的宿命主义人性论告终。这种演变轨迹说明:一方面,道家对生命本性的理解从忽视情感因素到正视情感的存在,其理论越来越成熟与理性;另一方面,道家的生命本性论由自然主义最终演变为宿命主义,是玄学新道家在特定背景下对现实的无奈与妥协。     

从媒体的象征交换到"游戏"的大众--鲍德里亚的大众媒体批判理论研究

鲍德里亚的媒体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思想主要集中于电视媒体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分离以及大众媒体播放的单向性特征,这些现象导致了符号意义的丧失与大众的反抗。后期鲍德里亚思想主要体现在媒体自身的真实性与仿真性的矛盾上,这一矛盾导致了“意义”的混乱,并使大众采取了新的反抗形式,即“调侃和游戏”的反抗形式。鲍德里亚的媒体批判理论标志着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已从单纯的物的“异化”批判进入了大众媒体的“符号”批判,同时也暴露了其思想的内在不足。     

郭象美学:"任性"而"自得"

郭象是西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庄子注》,将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作了丰富发挥和重新诠释。他认为,“物任其性”则“自得逍遥”。物之美在于安分守己,适其自性。“无心”是人性,“有情”、“仁义”也是人性。人的“适性”之美在于以“无心”之“至理”排遣“有情”,身在仁义名教之中而心怀自然。他揭示的“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时佛教般若学会通真俗有无的影响,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精辟概括,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审美理想和导向。     

张湛《列子注》玄学论略

张湛《列子注》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之作,是何晏、王弼以来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张湛《列子注》在自然观上以“至虚”为宗,进一步辨析了“有”与“无”的关系;在人生观上主张顺应自然、追求超脱,反对穷奢极欲;在政治观上主张调和儒道、追求和谐,反对把名教和自然彻底对立。张湛玄学的归宿和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而独步当时,并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玄学本体论与《文心雕龙》

玄学为六朝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刘勰也屡屡论及玄学,并对其著作予以极高的评价:“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论之英也”。那么,《文心雕龙》是否受到玄学的影响呢?本文不揣浅陋,将从玄学本体论的角度对此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一、汉儒论宇宙自然主要谈构成,至王弼始用“得意忘言”这把“奥卡姆的剃刀”删芜削繁,建立起玄学极其精致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玄学本体论是玄学探讨世界万物本原或本体的理论,何晏、王弼诸人视“道”为宇宙本体,故尔亦称“道论”;王弼改造《老子》思想,以“无”规定“道”,“道者无之称也”,“无之为用,无爵而贵”,表现出浓厚的贵“无”倾向,故尔     

刘勰为何肯定“般若绝境”——兼论刘勰思想并非“以佛统儒”

《文心雕龙》对玄学本体论提出批评 ,肯定佛教“般若绝境” ,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刘勰思想是“以佛统儒”。其实刘勰所否定的是将“无”或“有”绝对化 ,并未全盘否定玄学本体论 ,王弼本体论则为《文心雕龙》所本。刘勰从本体论角度肯定“般若绝境” ,认为般若学与王弼本体论相同 ,立论允当 ,能“诣正理”。因此 ,“以佛统儒”说是误解其所据的结果 ,与刘勰思想实际不合。     

从"契约到身份"命题看民法的本位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民法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有学者将这种发展趋势归纳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反向运动———“从契约到身份”。该文分析了由此论题引发的民法的本位之争,对相关观点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民法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仍然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试论魏晋“清谈”的含义

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人对此论著甚多。关于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对“清谈”含义的理解,诸家看法虽似大同,实则异趣。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等多持“清谈即玄学”的看法。从今人著述来看,见解亦不相同。不少人仍坚持“清谈即玄学”的观点,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清谈’或称‘玄学’……清谈与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综合复古”;王仲荦先生认为,在曹操执政时期,“作为清谈的主流来说基本上还是为名教服务的”,到了魏晋之际,清谈便转变为“言及玄运的清谈玄学了”,实际上也认为魏晋清谈即是玄学;一九七九年出版     

陶渊明思想三题

一 陶渊明与玄学 关于陶渊明与玄学的关系,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是“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他的世界观是“玄学自然观”;一种意见认为他的思想“与魏晋玄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持这两种针锋相对意见的人,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魏晋玄学是当时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就将陶渊明思想和玄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并以此为基点来论证陶渊明思想的进步意义;持前一种意见的人就判定陶渊明的“《形影神》诗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弼之“无”起源的哲学基础

王弼之“无”,来源于对汉代有神论与自然思想的超越,对人格评判标准的启蒙,也是当时学术“名实”和“言意”之辨在王弼玄学思想上的必然体现,“无”更是对感性世界的直接抽象。厘清“无”之起源的哲学基础,有利于把握“无”之基本含义和特征：“无”并非只有单一含义,也非纯粹知识性的形而上,而是以现实社会经验为根基,以人心涉求为导向,具有深层次社会性的价值观念。以之为背景,就会有利于选择适当的研究思路,纠正过去研究“无”的有所失,有所偏,为全面正确理解王弼哲学创造条件。     

玄学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

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代之时。此时的玄学早已发展成熟,郭象的“独化”论流行。郭象的“独化”论拔妙理于他人之外,认为真正的逍遥并不是逃避现实、背弃名教,而是不离人间而德合“自然”,标志着玄学自然观的最终形成。陶渊明接受了郭象的玄学思想并深化为自己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其诗是他受玄学思想影响的体现。这在陶诗中突出地表现为作者用玄学写诗、用玄学实践人生和对自然的深切追求。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对最平凡的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了无穷的意味和深长的美。诗人按照自己理解的玄学理论身体力行、实践人生,完成了诗化的人格,创意了人格化的诗,使玄学境界与诗歌创作水乳交融形成全新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