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魏玄学中儒学天道观的线索

曹魏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所创建的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来看,玄学与经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继承的角度来看,玄学与经学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清晰可辨。何晏、王弼的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天人之学,是直接继承经学发展而来的。     

玄学"无"的精神境界与阮籍诗歌

阮籍作为正始玄学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建构了一个形超神越的“无”的精神境界。这一境界兼有哲理性和诗性，成为阮籍玄学和诗歌的联结点，对阮籍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从诗歌旨归和阮籍思维方式、心态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影响，强调指出了“无”的精神境界既缓解了阮籍的悲哀，又加深了他的悲哀，这使阮籍诗歌既宏放高迈，又沉郁悲凉。     

论"观物"与"观无"——儒学与现象学的一种融通

在汉语所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我们的一切“观念”,皆出于“观”:观念是“念”,念出于“观”。然而在中国思想中,“观”有两层不同的意义:一是“观物”,是有所观之观;二是“观无”,是无所观之观。观物之所观者,或者是形而下的存在者、“万物”,或者是形而上的存在者、“道之为物”,故有所观;而观无之所观者,则是存在本身,是“无物”、“无”,故无所观。而在儒家,这种“无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而观无作为无所观之观,实质上是一种生活领悟。这样的生活情感、生活领悟,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任何物的“事情本身”。     

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

东晋儒学具有鲜明的融通特征,但并未丧失固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立场,它在政治观念、道德修养、审美倾向等方面都对文坛产生深刻影响,并赋予了东晋诗文正大、中和、渊雅等审美特色。这种审美风貌迥异于占据当时文坛主流的玄言风气,更在晋末宋初文风变改之际焕发出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坛演化的进程。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儒学"与"仁学"及"生活儒学"问题——与李幼蒸先生商榷

在儒学话语中,"儒学"与"仁学"是同等的:儒学即是仁学,反之亦然."生活儒学"不是"从现象学吸取养分",而是通过对现象学的批判而获得其"生活即是存在"的观念."生活儒学"不仅是"为儒学的当代复兴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而是具有三个观念层级:生活(存在)→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知识论、伦理学)."生活儒学"首先关注的乃是生活及其情感显现:仁爱情感.     

玄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谈片

玄学是为了弥补儒学的不足而产生的，虽然仅持续了一百余年，但对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力图把儒道思想结合在一起，以儒家精神为主，道家精神为辅，调合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关系。宋明理学直接受其影响。魏晋玄学同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一样，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从文化选择的共时与历时角度看"儒学的复兴"

"儒学的复兴"思潮给我国的文化选择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在当前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下,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共时性与历时性兼容思考的准则内,在民族化与全球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东方价值与欧洲价值的力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论王弼之"无"

"无"是王弼玄学中相当重要的概念.但是,关于"无"的具体内涵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通过考察王弼的<老子注>,可知<老子注>中的"无"有多种意思,只有少数"无"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无"就相当于<老子>的"道".王弼的以"无"为本体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他的辩论及其它著作中,这种本体论使得中国哲学超越了先秦及汉代的经验思维,成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     

王弼玄学理论与曹魏政治

曹魏正始年间 ,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文化领域展开激烈斗争 ,双方极力争取学术精英的支持。王弼精心审时度势 ,采取了拥戴司马氏的立场。他致力于融会儒家与道家学说 ,与司马氏集团保持哲学、政治思想上的一致 ,并以学术论争的方式疏离曹爽一派。他在《老子注》、《老子指略》中提出“崇本息末”的思想 ,具有批判曹魏政治弊端的性质 ;在《周易注》中阐发《乾卦》的内涵 ,着眼于为司马氏拟订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倾向看 ,他是司马氏集团在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肉体到乌托邦:穆旦“玄学”的一个侧面

玄学,是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穆旦诗歌中的一个异质性特征。通过诗学与生命的实践,穆旦的诗和诗的穆旦构成了一体同构的内在关联。穆旦的玄学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殖民和本土两重身份,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出走与回归、光明与黑暗的动力和主题。以肉体为本位的穆旦式的玄学,一方面对乌托邦话语具有解构效应,另一方面则因其固有的浪漫精神,重新以隐蔽而执拗的方式皈依元叙事形式的乌托邦。     

请用"仁学"代替"儒学"——给儒学朋友的一封信

仁学指涉着:先秦伦理学思想;儒学指涉着:秦后出现的综合制度性现象和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前者是个人性思想,后者是集体性制度。儒学已随封建时代历史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仁学则因针对人性心理特质而可普世长存。当前国学之战略性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时代课题,是把“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目建立起来,用以取代极为含混的“儒学”名目。     

先秦儒学从孔子到孟子的流变

儒学是由孔子继承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而建立的,孔子把富有政治色彩的典章礼乐制度民间化、社会化、人情化和人际化;孟子在孔子所做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人性化、人格化,甚至自然化,从而完善了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也确立了儒学在当时乃至其后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基本是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儒学发展的。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本论文对于原先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将做一大逆转,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笔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语对比而言,当前的台湾已进至一以"人际性互动轴"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于传统血缘性纵贯轴的社会,而有"从'内圣'到'外王'"的结构,人际性互动轴的社会则为一"从'外王'到'内圣'"崭新可能.再者,笔者将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以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竺道生对玄学"言意观"的解构与重建

魏晋学术值佛教勃兴而别开生面,魏晋玄学的"言意观"值竺道生而在根本方向上也得一大转关.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竺道生不仅把言提高到了与象并列的地位,从而使玄学的"得意忘言"说经过改造,也同时含具了"得意忘象"的涵义,而进而把"得意"、"入理"与"入道"看作一回事,认为由言即可直接入道,完全抛弃了玄学由言经意再到道的入道模式,从而使"得意忘言"这一魏晋玄学的经典阐释理论顺利过渡成为一种成佛也即体道实践理论,同时也为人们的审美实践、审美观照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东汉后期儒学之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东汉后期儒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经学的式微;二是儒学思想的精华,渗入到士人的心灵意识中去,成为批判现实的重要推动力。儒家固有的艺术精神的复苏为东汉后期文学的新变提供契机。     

对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

两汉时期曾经一度繁荣的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衰落。其原因包括汉朝正统的衰落导致儒家学说可信性的降低,魏晋时期的战乱和政权交替对儒学的削弱,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校教育的弱化对儒学的影响,以及道教、玄学、佛教思想的发展对儒家思想的冲击等。     

创造性回应的中介——论玄学、佛学思维方式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文心雕龙>思想的复杂性早有共识,但儒学、佛学和玄学究竟哪种学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文心雕龙>中概念、结构、论证方法和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分析,并辅之以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刘勰虽继承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但影响<文心雕龙>的主要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魏晋时期盛行学界的玄学和佛学.而善于化外来思潮的冲击为自身改造的有利因素,正是儒学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本.     

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