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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论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罕》)又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此二节似应合并综合考察,因为所说的内容均为孔子“干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钩用”(《庄子·夭运》)后的牢骚语。虽不必真的就立刻启程,但所言去向必非泛语,则是显然的。九夷,一般释以“东方的夷有九种,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四书白话注解》上册八九页),此说源于汉朝马融。马融释《论语》“九夷”,即云:“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九种夷的名称,则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后汉书》在列举九夷之名后,亦言:“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究其实际,此说大可商榷。第一,九夷分布范围极广。古华夏族团视四周的少数部族,均称之为“夷”,并不限于东方各族。如畎夷显即西方的犬戎。《汉书·匈奴列传》:“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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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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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人们对东夷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一鳞半爪的文献记载,而且由于儒家“尊夏卑夷”观点的影响,一直认为东夷文化落后于中原文化;五十年代王献唐先生、七十年代李白凤先生根据过去传世的金石资料、文献资料与当时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分别有《山东古国考》和《东夷杂考》问世,给了东夷史以应有的评价,为研究山东古国史和东夷史初步奠定了基础;到七八十年代,随着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问世,对东夷史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先后召开了4次专门学术讨论会,出版了3部论文集。但是由于对东夷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自王献唐、李白凤二位先生之后,尚未有这方面的专著问世。逄振镐先生的《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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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山东省历史学会于1982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淄博市举行山东东部古国及东夷文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代表二十四人,就有关东夷文化和齐、莱、(己其)等古国历史诸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一、关于东夷文化问题。山东东部,古称东夷。东夷族创造了相当发达的古代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是东夷族创造的。从地层叠压关系、共同的分布范围、陶器上一致的发展序列上可以看出二者的承继关系,说明它们是一个文化序列的两个发展阶段。这种文化在山东相当普遍,相当久远。上可追溯到大汶口文化以前,下直延续到商周之间,历史地位极为重要。它不仅是中原文化的补充,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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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汉族的祖先——华夏族为中心,四周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而这些兄弟民族大都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少数虽然出现了部落联盟和国家,但是最后不免被强国所征服。《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种夷、蛮、戎、狄的称号,并不是指四种民族,而是华夏人对他们的通称。它们既不是氏族,也不是部落,更不是民族,而是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例如戎,不是指戴甲负戈的人,而是泛指西方的游牧民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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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克东夷与牧野之战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公元前1057年初①,在我国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商周牧野之战。历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纣王在牧野之战中惨败,是因为“纣克东夷”之故。例如:《中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就说: “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但当他回到王都,庆贺胜利的时候,却遭到周人的袭击”。而当“武王率领大军”“进抵牧野”时,“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回来。纣王只好把大批的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争俘虏匆忙武装起来,开向牧野,驱上战场”,结果,“奴隶们又群起倒戈,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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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之岛夷,《汉书·地理志》之东鯷,究竟在什么地方?胡渭《禹贡锥指》以为二者皆指日本;林惠祥等则主台湾说。以后,周维衍再次提出岛夷、东鯷皆台湾古称之说。其实,《禹贡》所载并非“岛夷”,只是唐人刻石经,把鸟夷刻成“島夷”,而贻误后人。清代考据家对此早有论证。解放前,童书业亦有《“鸟夷”说》解放后,胡厚宣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中,指出应以鸟夷为是。至于东鯷,胡渭之说不误。有人指为台湾,却未必恰当。现试为鸟夷、东鯷补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岛夷本是鸟夷《尚书·禹贡》载,冀州“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关于扬州岛夷,书说: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史记·五帝本纪》称东方夷人为“鸟夷”(第43页);《夏本纪》冀州下作鸟夷(第52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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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载周族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自号句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时“称王”,始为强国。然而,“句吴”究竟因何取名,其含义是什么?史家争议颇大。有的说是地名,《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宋忠语谓:“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有的认为“吴”是国号,而“句”则为夷语之发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也说:“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句吴。”如此,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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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论语·八佾》谓:“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宫事不摄,焉得俭?,”“三归”一词,初见于此。何谓“三归”?说者各异。曰“地名”、曰“邑名”、曰“台名”、曰“三宫”、曰“市租”、曰“娶三女”、曰“筑三台”、曰“家有三处”、曰“以三牲献”、曰“促使‘三不归’之人归而从事生产劳动。”一名之释而分歧如此,实不多见。为了弄清这个聚讼多年的问题,不妨先看看与管氏“三归”有关的主要史料。《战国策·东周》:“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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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吕氏春秋·恃君览》)。壮族源于我国周泰时期的南方百越(粤)族群,是聚居于岭南西部地区(包括今广东西北部及广西境属)的西欧、骆越(亦并称“西越”或“瓯骆越”)部族的一支后裔。东汉至隋唐,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乌浒、俚、僚等群体名称。而“俚人,即乌浒蛮”(《南州异物志》)。对于他们的族源关系,《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俍、曰俚、曰僚、曰迤……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宋元以降,广西部分地区又出现“僮(壮)人”、“僮人”之称;明代古籍常以“僮俍”或“瑶僮”并称,言广西“无地无瑶僮”,又有居民为“僮八民二”或“僮七民三”之说。延至清代,“僮(壮)”遂为相当普遍的民族称谓。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蛮越之介,自此谕岭而居溪峒.分瑶、僮(壮)二种.瑶乃荆蛮,僮则旧越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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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记载、历史学家研究、苗族心史传说及考古成果都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苗族源自古代东夷集团.东夷伏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东方文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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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又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身矢)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身矢)。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爱谋。(?)羿之(身矢)革,而交吞揆之?”历来以不辨“羿”、“夷羿”,对屈赋原文众说纷纭。或把“羿”、“夷羿”视为同一人,曰:“羿,有穷之君,善射。”“夷,羿氏也。①或注曰:“夷羿,夏时东夷族的首领,名羿。他曾夺取夏后相的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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