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罚原则

在实行依法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实行“严打与轻缓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本文从在刑事处罚上应当遵循“轻轻重重”的原则、确立轻缓的刑事政策及对“严打政策”要予以正确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检察机关在“严打”中应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根据我国新世纪面临的社会治安问题 ,中央就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作出“严打”整治重大战略部署 ,并提出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目标。检察机关作为“严打”中的主力军之一 ,如何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深入开展“严打”斗争 ,是新时期“严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 ,当前应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以期实现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目标。一、正确处理执行刑事政策与适用刑法的关系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党和国家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作为政策的一种 ,它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 ,具有特殊的地位 ,对刑事立法和…     

预防犯罪应提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

“严打”力度越来越大，刑罚越来越重，而犯罪率却逐年上升。作者在分析产生这一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思路要两步走：一为“严打”与“预防”并重；二为坚持“社会预防为主，刑罚预防为辅”的战略方针，同时变“厉而不严”为“严而不厉”     

中国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调整

在社会的转型中 ,刑事制裁不仅要完成自身的转型 ,而且要在自身转型的同时 ,既保证社会的合理分化 ,又促进社会整合 ,从而控制社会基本秩序。本文认为 ,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 ,如“严打”政策、劳动教养、死刑、非监禁刑等需要调整 ,以适用社会转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之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都是"以人为本"的,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惟有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刑事保障.     

我国“打黑”刑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打黑"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的刑事政策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四个阶段。然而,这种总体上"严"字当头的刑事策略在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不能有效地遏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恶性演化。基于对我国"打黑"刑事政策观念的反思,我国在构建"打黑"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时,应当确立新的刑事政策观。     

消释悲情：“宽严相济”的历史与现实之维

作为一项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的政策，“宽严相济”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从对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解读入手，阐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从社会转型的现实情境中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即司法人员要放弃严打的专政理念，用宽容仁爱的司法智慧和悲悯的情怀来化释转型社会的悲情，构建和谐法治。     

论宽严相济与三个刑事政策的关系

宽严相济是指惩治违法犯罪的制裁措施宽严适度,宽严协调,其政策实质是区别对待,辩证地运用"宽"与"严"。新中国成立以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二十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高压下,实际上已成为应然的刑事政策,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而"严打"刑事政策则从临时的应付对策变为长期对策,事实上已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而成为实然的刑事政策。由此使业已存在的中国重刑主义思想更加浓厚,已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经验,将宽严相济确立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探究

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和设计通盘移植西方,同时刑事政策长期存在工具主义的倾向,因此导致刑事政策的信仰困顿。当前,我国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了由“刀把子”向“大宪章”的转变,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然面临信仰缺失。基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的命题,从情感基础和精神基础两方面建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政策概念辨析——一个语词及语境的考察

从语义上观察,“刑事政策”应该是“政策”的一种;从政策学角度分析,“刑事政策”概念也是契合了政策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刑事政策”概念中的“政策”一词在我国历史和当前语境中的实际使用状况,使得该概念并不能承担起准确、完整且无歧义地表达其所指称对象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改造。相较之下,用“刑事公共决策”取代“刑事政策”是一个较好尝试。     

宪法学上的一种死刑观——以美国宪法原理和判例为中心的考察

时至今日,不论人们是否赞同死刑废止论,死刑的存废之争已具有毋庸置疑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虽然也存在这种讨论,但长期以来,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刑法学界中展开的,最终形成的主流观点是主张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间似乎欠缺坚实的实定法学框架之内的学理论证,而仅囿于单纯的道德、政治或刑事政策上的考量与论说。有鉴于此,笔者力图从宪法学出发另辟蹊径,论述宪法上的酷刑禁止原理,并主要通过分析以现代美国的判例与学说为代表的死刑酷刑论以及这种论证的结构和策略,揭示现代宪法的死刑观,并透视其对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所可能具有的借镜意义。     

略论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及其限度性——兼评《关于办理侵权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核心在于价值趋向界定的科学与合理。就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价值选择而言,首先从利益平衡分析,应在维护创作者合法垄断利益原则的前提下,兼之以公共利益协调;其次就保护战略的选择而言,保护程度的强、弱直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相联系。文章随后考察了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现状并以价值选择作为视角切入对《解释》进行理性审视与反思,据此提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几点设想一是提倡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二是建立以罚金刑为主、自由刑为辅的刑种体系;三是设立新的资格刑;四是修改罚金刑。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联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通过二者互动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解决困扰我国发展的“三农”问题,特别是能有效地解决引起“三农”问题产生的诸多深层次矛盾。所以,统筹城乡经济,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加速城镇化进程,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基本确立了以"省管县"取代"市管县"的改革方向,并已付诸实践,但这一个过程所涉众多,进展缓慢。本文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选取关键性影响变量,以修正的多源流框架分析、考察这一政策现象,对其中呈现的政策图景做出描述,从而预见并指出,"省管县"替代"市管县"的过程是在一个集小胜为大胜的期待和实现中,逐步完成的,但这一过程不会过于平顺,其间有曲折、反复甚至是退缩。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悖论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根源在于其自由化、稳定化的政策主张存在理论悖论.即在弱势货币与贸易逆差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实施自由化、稳定化的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相互冲突.同时,"华盛顿共识"也有一些具体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目前需要认真分析和辩证对待的.这些具体政策工具分为两类:一是我国目前正在运用但需要完善的政策工具;一是我国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需要创造条件准备实行的宏观政策工具.我国在借鉴"华盛顿共识"具体政策工具时,应当具体分析这些政策工具的目标和条件.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     

检察官刑事拘留决定权之探索

在我国,刑事拘留权主要在于公安机关,但刑事拘留作为一项涉及人身的较为严厉的措施,实践中存在程序保障上的不足,权力配置过于单一以及超期羁押等诸多问题,必然要求变革刑事拘留的决定主体。我国并不能全盘引入国外普遍支持的以法官为主体的司法令状制度,但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由检察官行使刑事拘留决定权。从检察官的中立性,法律监督职能,公众的司法信任以及诉讼效率等方面分析其适用之合理性。     

新中国三年禁毒运动的回顾与启示

新中国建国之初,毒品形势非常严峻,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罂粟种植面积大、从业人员众多;社会对于毒品危害性的认识比较淡漠;毒品吸食人数居高不下。出于巩固政权、禁绝毒品的迫切需要,新中国发起了三年禁绝毒品的运动,并成功实现了禁绝毒品的目标。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与我国特定历史时期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有关,也与采取了严厉而确定的禁毒刑事政策有关,还与运动式的全民参与的禁毒模式有关。     

刑罚配置视域中刑阶动态衔接问题研析

刑阶衔接是实现罪刑均衡的前提要求。尽管从静态上观察我国刑罚基本上实现了刑阶的衔接。但引入动态观察的视角就会发现在实然衔接上我国刑阶尤其是生刑与死刑的刑阶存在很大的断裂。其根源在于本有的衔接性刑阶被虚置化,而刑罚执行制度对于其本有刚性的破坏更是恶化了这一断裂的现象,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强化生刑的严厉性,这种强化并非对刑罚轻缓化的违背,而是实现的真正保障。至于维持生刑刚性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完全可以通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以弥补。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