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时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的理论分析,并历数各国改革经历证明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指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行政人格之于公共行政研究的意义

人格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从公共行政思想史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行政人及其人格即行政人格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主题;从公共行政实践看,行政人格在公共行政及其理论研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如果公共行政研究将官僚制作为中层的分析单位,那么官僚就是官僚制及其理论的微观基础或微观分析单位;从行政人格的性质来看,行政人格对于公共行政具有方法论意义,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方法。     

论官僚制组织的当代困境

工业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以其高效、稳定的组织结构特征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在其产生初期注重的是组织内部的发展,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但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公共舆论的不可控制性和不确定性使它原来的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已不能适应对社会的管理。所以当代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如何去管理网络公共舆论就成为其当代困境。针对这种困境,官僚制组织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应对、以合作的方式来从事管理。     

韦伯的理想与现实——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一种解读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评价是相当多、相当复杂、甚至相当矛盾的。正如克罗齐曾言 :“有关官僚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充满着迷思……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把官僚制组织看作是现代世界理性的化身 ,并因此而认为它高于所有其他理性的人类组织 ,但另一方面 ,许多作家 ,常常是同一批人 ,则把官僚制看作是一种利维坦 ,准备把人类置入牢笼”① 。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本身就包含这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他认为官僚制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只“铁笼” (ｉｒｏｎｃａｇｅ) ,但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指出 :“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 ,所谓的迈向…     

官僚制的研究范式及其经济学研究途径评述

政府体制中的官僚制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梳理与分析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入手,概括并比较了官僚制的研究范式及途径.在此基础上,对官僚制理论在政府改革尤其是我国政府改革中的应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经济学视域下的官僚制理论解析

从经济学的途径剖析官僚制可以进一步透视官僚组织的运行机理。官僚组织的创设、发展、控制、僵化、变革和消亡在经济学的视域下有着合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运行逻辑,官僚的动机、目标、行为、信息沟通也遵循着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经济理l生。官僚制研究的经济学途径启示了对官僚制的认识需进一步改进行为假设和注重激励机制。     

官僚制组织: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目标是证明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自韦伯首次提出以来,该组织形态就是一种能够大规模程度上纯粹以技术上的优势见长的组织形态。虽然其本身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其根本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在政府部门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斯.韦伯后的组织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完全取代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并且在信息时代下政府部门再一次地向整体性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回归。     

官僚制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它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内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适应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国官僚制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下一步改革任务更艰巨、意义更深远。     

基于官僚组织“领域”理论的公共决策优化

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组织“领域”理论揭示了在官僚组织中领域观念是如何作用于公共决策的。在官僚制组织形态下,组织的领域观念及其保卫自身领域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官僚组织“领域”构成了公共组织决策的既存环境,任何公共决策都必然地受其影响。提升官僚组织“中心领域”决策质量;优化官僚组织“内部边缘领域”和“外围领域”的决策合作;建立健全官僚组织“无人地带”决策机制。     

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兴衰史

在政治生活的层面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表现为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的转型.但在近代历史上,这种转型是很不彻底的,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一直处于一种激烈的较量之中.19世纪晚期以前是身份共同体不断解体的历史,是共同生活不断让位于公共生活的历史.19世纪晚期开始,官僚制组织迅速兴起并逐渐支配了社会与国家,进而导致了共同生活的复辟,使公共生活走向衰落.组织是公共生活衰落的根源,但社会的组织化又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合作制组织,并通过合作制组织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来重建健全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