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道元典与管理艺术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管理智慧,引领华夏民族的千载传承,涵蕴礼仪之邦的实用精神。这些管理韬略包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问之中,散见在先哲对自然、社会及人生的哲学思考之中,具有深邃的内涵和广泛的意义。经由儒、墨、道三家文化元典的阐释,三家在管理核心、管理途径、管理关键上均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管理艺术。通过对儒墨道文化元典的追根溯源和解读,可以体悟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艺术的内在枢机,揭示群己关系的驾驭与平衡,以追寻现代管理与领导艺术的规律特点。     

《周易》本体论中的和谐精神

<周易>哲学明确了中国哲学的根本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确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模式.<周易>哲学的和谐之道,是整个中华文明和谐理论的源泉母胎,沿着"道体"、"阴阳"、"三才"三个逻辑环节连续展开,完成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结构,从而也就完成了中国哲学的和谐理论,即"道"与万物和谐;"阴阳"间同济和谐;"三才"天地人和谐,并贯穿在中华文明从科学到人文,从本体到现实的文化生活当中.     

论儒道哲学中"道"之差异性

"道"是儒道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但"道"的含义在儒道哲学中有很大的差异.从"道"的明晰性与模糊性、主体性与本体性、人文性与超越性等方面对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进行比较辨析,以便准确理解中国古代的一些哲学问题、深刻把握整个儒道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价值.     

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儒道关系的演变

儒道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从起源上的儒道异说,到学派上的儒道互黜,思想上的儒道互补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考察先秦儒道关系时,司马迁的一段话,成为人们形成"成见"的一个重要依据："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     

论道家的境界形而上学

牟宗三把道家哲学界定为境界形而上学,但他认为"道"不具有客观性、实体性和能动性.蒙培元认为老子的哲学是一种境界形态的哲学,提出"道"是实存或实在,但不承认"道"的独立性和本源性.实际上,在老子那里"道"是具有客观性和能动性的,也有独立性和本源性.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哲学的境界形而上学意义.中西哲学差异主要在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学"主要是在学问、学说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学"则凸显的是"觉悟"的意义;而且中国哲学所说的本体并未远离人而存在.     

儒、墨、道语言观比较研究

语言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就非常重视语言问题。一方面,先秦儒、墨、道诸家都肯定语言的媒介作用和工具价值,都重视语言对于现实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儒、墨、道诸家因各自思想旨趣的殊异,在语言观上又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儒家的语言观是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语言观,墨家的语言观则具有功利主义和语言学的意义,而道家的语言观则是一种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观,具有超语言学的特点。     

仁道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追溯中国儒道墨文化源流,梳理中国文化史,可以大致见出中国文化是从人性、人心出发,讲求自性修养的"将心比心"的道德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在于仁道。仁道由儒家哲学中仁的内涵,如克己、利他、取义诸精神,道家哲学"人之道"中仁的内涵,如谦退、无私、公平诸精神,墨子思想中仁的内涵,如"兼相爱,交相利"精神共同建构而成。中国历史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中合理的因素,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对于中国及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为当代文化核心价值观探讨提供了借鉴。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脉是现代新儒学者,但对非儒学尤其是道家思想也很重视,提出了自己完整的道家观.冯友兰评判哲学在哲学史上中的地位,他用的评判标准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讲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经虚涉旷,超乎形象,也就是说必须超出经验世界之上,对真际有所了解."道中庸"则是讲必须把高明所得最后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因而不离世间.冯友兰认识到了儒道两家的优点和不足,在新理学中就有可能把"极高明"和"道中庸"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最好成果的吸收.     

孔孟、墨认识方法比较略论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峰起,创新立说.而在百家之中,儒墨并称显学,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比较儒墨思想的异同,对于先秦哲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本文拟从认识方法的角度对孔、孟、墨的思想作一比较,以期对于先秦哲学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和谐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谐哲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代中国,和谐哲学由于找到了社会矛盾论的根基,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在价值诉求上,以人为本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谐哲学的新发展。     

墨、道、法三家学说与儒家学说渊源关系释证

墨、道、法三家学说在形成与发展时期与儒家学说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是对儒家学说在某些因素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扬,或者是对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进行反动或调整。在师承渊源、哲学方法、思想教育、社会政治以及最后宗旨等各方面,儒家学说对墨、道、法三家学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传统文化的结构与墨学的价值定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结构是儒道互补.但儒道两家都是内圣之学,强调实践理性而忽视认知理性,因而发展不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墨家则突显出一种认知理性精神,显示出走向民主与科学的可能.墨学的“天志”观念所展现的宗教情怀可以为民主与科学提供超越的价值之源,墨学的“兼爱”、“尚贤”观念所体现的人格独立、平等意识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因,墨学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可能作为科学发展的前提.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中融入墨学,使实践理性和认知理性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应是重建中国文化所遵循的原则.     

因时而变：回族知识分子与墨家思想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将佛教和道教视同如先秦时期的墨家,都是一种异端,它们与儒家的伦理观念是相悖的。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墨学研究的兴盛,成达师范学生王国华在比较了儒家、基督教和墨家的人生哲学之后,肯定墨家,认为墨家与伊斯兰教有一些契合之处。对墨家的否定与肯定,反映了回族知识分子能够因时而变,既能尊崇宗教信仰,又能够适应社会思潮的变化。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

本文从具体事例出发,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儒家思想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在面对市场经济运作时有其根本缺陷,但对台湾、日本的一些企业经营产生过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学说都可以创造地诠释为企业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的管理思想各有特色,要建立"现代化中国式管理",必须采择各家的精华,融会贯通.     

论“水浒”人物的文化依存与命运走向

中国人的生存哲思主要由儒墨道法等相互吸纳、整合,及对外来佛教包容并内塑而构筑。儒、墨、法家是入世文化,分别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仕宦型文化与草莽（草根）型文化、统领型文化,《水浒传》中王伦、晁盖、宋江三任梁山泊主,依次对三种文化依存形态进行了相对封闭而又精微绝妙的集团运作演示,并最终在宋江招安的人生悲剧和以出世的鲁达、武松等为代表的由参佛悟道而捐弃归朝的结局比照中,形成对人置身乱世的普遍生存的深度文化思考,揭示出水浒塑造一百单八将的整体关联性。     

“和谐”六论

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精神,其内涵涉及儒、道、墨、释而成为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之灵魂,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史料,对和谐的内涵给予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和谐是一种哲学、一种战略、一种修养、一种艺术、一种理想、一种力量,彰显和谐的现代价值。     

林清玄散文的人文精神

无论林清玄的皈依佛门之前还是之后,他散文的基本精神都是人文的。林氏散文体现了佛家与儒家、墨家、道家以及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的交融,而这种交融明显是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倾斜的。他的佛学散文稿基本上是对佛法作了合乎人本的俗解;亲情、乡情是其百写不厌的主题;文中展示的清欢境界明显带有道家风范。林清玄散文为人文精神这一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作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诠释,具有后工业文明社会应有的价值取向。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先秦儒墨学说的异质性特征分析

先秦是我国哲学思想的原发期,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儒墨学说,是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在百家争鸣的学术舞台上平分秋色,并称“显学”。但作为“显学”的儒墨学说,在汉以后分为两途,儒兴而墨绝,其中主要原因应归结于两家学说的异质性特征的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