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新、伊分治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

本文以清末满汉关系为大背景,分析了新疆建省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形成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认为新、伊分治局面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事实上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两相不容,权力掣肘,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清末科阿分治与阿勒泰新政

科阿分治是清末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设立是科阿分治的一次尝试;清末科布多与新疆在借地问题上的博弈,事实上暴露了阿勒泰归属科布多的体制弊端;科阿分治的实现,是清政府顺应形势作出的正确决策;以军府制为基础的科阿分治延缓了阿勒泰发展进步的步伐;清末科阿分治的不彻底性也为日后科阿边界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新疆锡伯语言学会举办纪念锡伯族西迁249周年活动

2013年5月25日,由新疆锡伯语言学会主办,新疆音乐家协会、新疆嘎善文化传播中心、乌鲁木齐市植物园协办的庆祝锡伯族"4·18"传统节日暨纪念锡伯族西迁249周年(1764~2013)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举行。在乌鲁木齐市工作、生活的锡伯族代表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党政代表团、伊     

永久的纪念和取之不竭的财富

1<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这个时代正是中原地区、今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我国进入了政局动荡的五代十国和宋辽金时期.在这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家的不统一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力量遭到很大削弱,从而造成了在西域地区主要以今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王国和以今喀什为中心(同时中亚的巴拉沙衮为另一中心)的喀喇汗王朝等地方政权分治的局面.在喀喇汗王朝境内,生活着操突厥语的各个古代部族和部落.     

新疆多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内在文化动因

文章认为,新疆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状况导致的独特的层次型的双语现象是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巨大的内在驱动力,而新疆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局面是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强有力的推进器,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碰撞与冲突中的求同存异是新疆双语教育发展的源动力。     

《圆音正考》索解

"尖团音"原本是指满文的尖头字母和圆头字母,分别对应汉语的见组字和精组字.《圆音正考》为了区别业已合流的见精组细音字,对满汉对音规则作出调整,利用满文字头形状的不同将汉语的见组细音字和精组细音字分开,由此"尖团音"内涵变为见精组细音字.《圆音正考》"纠正"了前期满汉对音中见组细音字混乱的局面,即所谓"正考",这一作法适应了满汉对音的需要,因此影响深远取得尊位.     

新疆辛亥革命述论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新疆先后爆发的迪化、伊犁以及喀什起义,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旧官僚杨增新手中。杨增新担任新疆都督,这对于结束革命后新疆分裂混乱的局面、巩固国防有重大意义。同时,革命对于他形成“无为而治”的治新思想也有决定性影响。     

试论伊斯兰教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对新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的调查与思考

新疆各级伊斯兰教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当前各级伊协迫切需要转变工作方式,努力将各项工作深入到广大穆斯林群众中,树立伊协新形象,这将有力地推进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进程.     

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

自清王朝入关至清廷灭亡,满汉民族、满汉官僚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但有些问题却决非仅是以满汉矛盾所能解释清楚的。由于时人某种民族情绪的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扩大突显出来。有清一代满汉民族、满汉官员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国内各民族均处于覆巢之下的民族危机时刻,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皆不可避免地走上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道路。     

《大清会典》辨误一则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五五记载:"康熙九年,置起居注馆于太和门外西廊.满汉记注官各一员侍直,事毕,以本日应记之事,用满汉文记注.初设满记注官四员、汉记注官八员,具以日讲官兼之."     

儒家文化与藏族

在汉藏交往史上,儒家文化曾经对藏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强大吸引力的结果;是中央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向藏民族灌输和渗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是藏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自身向中原文明靠拢的结果;是汉族民众在与藏族民众长期的民间交往过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在民间产生影响的结果。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     

孔汉思的儒、基两教人性论差异对比研究分析

孔子与耶稣的对比研究是孔汉思先生儒教与基督教对比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比分析中孔汉思表明了对于孔子和耶稣的态度也即是对于两教在人性论上的态度。这种对比建基于孔氏的世界伦理构想,在这种目的的指引下,孔汉思重点关注两教人性论的相异之处即“人性论的乐观主义”和“人性论的悲观主义”,以求在了解的基础上达成对话的可能。     

清代"禁留地"的开垦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影响

"禁留地"是清初沿晋、陕边墙以北划出的一块东起山西偏关关河口,西迄宁夏宁城口的长条形禁地.清以来对该地的开垦促使鄂尔多斯地区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因蒙民失地而汉民得地,引起了蒙汉纠纷和民族矛盾,特别是蒙汉间的争地矛盾时有发生;此外,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垦种植加快了鄂尔多斯地区沙化的步伐.     

三娘子四嫁顺义王与明末蒙汉关系

三娘子,明代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她顾全大局,申明大义,牺牲个人利益,先后嫁俺答汗、黄 台吉、扯力克、卜石兔四代顺义王,为实现通贡互市,积极维护和巩固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发挥了及其重要 的作用。     

元代少数民族丧葬习俗及其演变

元代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有一些特殊的丧葬习俗。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在汉族文化影响下,这些丧葬习俗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对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对于元代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都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人没有参与地理大发现的地理原因

地理发现应指文明民族的代表首次到达了或最早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确定了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中国人没有参与地理大发现,是由于中国缺乏参与地理大发现的理想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位置。因为从中国横渡太平洋到美洲的距离是从西欧或西非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距离的几乎三倍。中国缺乏从事地理大发现的合适的政治地理环境。中国人难以向南航海去发现澳洲,因为文明的东南亚把中国和澳洲隔开。如果中国人(明人)要向北探险去发现北亚西伯利亚,又被游牧民族如蒙古人、女真人-满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锁闭。中国优越的经济地理状况在地理大发现方面反而起了负作用。中国自来是个大国,地域辽阔、物产资源丰富、经济发达,而且其人口直到明末清初仍不多。中国在经济上不需要外贸和外国,因此在中国,海陆探险和地理发现缺乏经济刺激和人口压力。     

接受理论的悖论

西方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对我国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影响甚大。姚斯的以读者接受为中心的文学史模式的核心概念"期待视野"、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伊泽尔的"审美响应理论"等均放逐作品本文,过度抬高读者接受的地位,理论上难于自圆其说,他们的论证中又离不开作品本文,便不自觉地回到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路子,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悖论。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

天聪九年,皇太极下诏以"满洲"来称呼被他统治的全体"诸申"部众.自那以后,这个原先由金元女真边缘人群后裔的部落集合蜕变而来的共同体,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直到乾隆时代,通过将满洲人的集体记忆"世谱化"和重新勘定"满洲源流"等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满洲人的集体身份意识,方才成功地转型为以"共同血统"观念为中心的前现代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意识并不完全是"民族"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它实际上是民族"构建"的积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