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墓志》辨正

民国间修撰之《兴化县续志》载录了元人王道生所撰之《施耐庵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水浒》作者施耐庵行状之确切证据。但是,因该墓志面世时间远离作者的时代,由此质疑之声不绝如缕。本文就反对者提议的"质疑"点一一辨析,借助语源和典章故实等佐证该墓志文本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反证《施耐庵墓志》之可信无疑。     

贺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价值

贺知章所撰六方墓志可补《全唐文》、《〈全唐文〉拾遗》之阙,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士人进身之途、知识结构、隐居山林之趣以及士人与政治变革等角度可探讨墓志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六方墓志材料的挖掘与研究,揭示作者的用心所在和隐含的意思,以期引起对墓志认识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关注。     

元代墓志校读札记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的宝贵语料。目前，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墓志在校点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选取元代墓志为例，通过比照拓片，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法，对其中的校点可商之处进行考辨，以还原墓志之原貌，促进墓志文献的研读。     

新见《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及《三洞观冯太虚墓志》重审

近年,唐代道士墓志不断出世,实为学界幸事.然其中若干墓志在来源和志文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一些疑问,在将之视作确凿史料用以构建道教历史之前,尤需对材料本身进行辨析思考.《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和《三洞观冯太虚墓志》均为新见唐代道士墓志,原石或拓片已为国内著名博物馆所收藏,然二者情况或仍有商酌之必要.     

论北朝墓志的演变及其文体史意义——从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谈起

永嘉之乱的出现,使得魏晋以来碑志转化的趋势遽然中断,墓志又退回到了原始的形态。从北魏前期至孝文帝迁洛前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形制以及使用频率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脉络分明、阶段连贯的演变过程。这既说明了永嘉之乱对于北朝墓志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表明,北朝墓志的发展在事实上已具有"涅槃"的意义。     

新发现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墓志》释证

新发现的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墓志》是一方唐代突厥世族的粟特人墓志。康阿义屈达干是安史之乱前后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关联着唐代两个最大的政治动乱，对唐王朝而言，他是外族忠臣的代表。《康阿义屈达干墓志》记述的康氏的名字和族源，涉及突厥内乱与康氏归朝、康氏与安史之乱、康氏与代宗幸陕等重大历史事件与民族问题。颜真卿为康氏撰写墓志与康氏之子康没野波在平原之战中保全颜真卿有关。     

卢元福墓志校补

卢元福墓志是涉及初唐史学的重要出土文献,但业已刊布的墓志图版极为模糊,约三分之一的志文无法辨识。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卢元福墓志拓片仅有个别文字缺失,故据之校录墓志全文,并就相关问题略作疏证。     

清南澳总兵阮钦为墓志考略

阮钦为作为清初南澳总兵,早年附台湾郑氏集团,后归顺清政府,是清初东南海上军事、政治史上颇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本文以泉州所见墓志为分析文本,并与传世文献相参校,对其籍贯、生年与家族世系加以考订,并分析其仕宦事功。希望通过对阮钦为墓志之考述,能对以往之研究有所补罅。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刘安人余氏墓志考议

刘福是明代前期重庆籍官员,因用兵之误,于弘治时被害于盘江之乱。有明一代官方史料对其事迹多语焉不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刘福之妻余氏墓志,为研究刘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依据。同时,该墓志也为考察明初川东地区士人家族的崛起轨迹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素材。     

河南洛阳新出豆卢轨墓志研究

《唐故蜀州司户豆卢府君墓志》系河南洛阳新出唐墓志之一,墓主豆卢轨,字钦文,系北朝至隋唐间鲜卑望族豆卢家族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豆卢钦文并不见于史传记载。墓志的出土发现,不仅对豆卢家族的世系有非常重要之补正作用,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为我们探讨家族迁徙发展与政治局势演变间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唐代亡故宫女墓志铭文的文化意蕴

唐代亡故宫女的墓志铭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有着特殊的书写方式与格式。墓志铭文首先录宫女的姓氏籍贯,次录宫女的性格、职位、品阶,再录宫女的卒时、葬所,最后以“铭”文结束。这种程式化的书写方式跟唐代后宫的丧葬制度、等级制度、管理制度息息相关,体现出古代后宫制度对于妇女残害的事实。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唐陆亘墓志研究

陆亘墓志记载中晚唐时期中上层官吏陆亘生平事迹,兼涉妻族侯氏、母族归氏等。陆亘五任州郡刺史,晚年又三任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吏治有声。有关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且有误。此志可补纠文献之阙误。陆亘的官品人格也颇具现代意义。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