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试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

一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思想斗争,历史上称为“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其影响之大正如恩格斯所讲的:这些启蒙思想家“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 法国启蒙运动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八世纪初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他们主要是从政治思想     

中国哲学自然神论之普世性的发现——论伏尔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伏尔泰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超越莱布尼茨而作出的独到贡献,在于他从人类认识发展普同性的视角考察了自然宗教在世界各民族中的起源、表现及其发展,认为自然宗教是各民族最古老、最具普世性的宗教,但中国"哲学家的自然宗教"比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自然神教更为纯正。他把孔子伦理学与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学说作了比较,认为二者一样纯粹和严格,也一样合乎人情,但亦存在把孔子学说爱比克泰德化的倾向。他把孔子的自然神教与基督教作了比较,认为孔子的自然神教是理性的宗教、圣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则是启示的宗教、先知的宗教;孔子反对为了推行教化而对老百姓进行好心的欺骗,而基督教的先知们则不然;孔子的自然神教中没有迷信因素,故不能引发宗教狂热,而基督教则不然。伏尔泰使儒学资料服从和服务于其思想体系的建构,并借助虚构的思想资料对儒学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但这一做法也证明了中西哲学之会通的可能性。伏尔泰晚年对其中国观的"偏见"作了反思。     

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西方启蒙运动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话题。人们通常比较强调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强调理性主义的绝对价值,却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迥异态度。文章旨在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种宏观的和动态的考察,结合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说明传统与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希望能够得出某些对于当代中国启蒙历程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宗教对当代美国社会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在发达国家宗教色彩最浓.其原因在于宗教在维系美国社会的道德秩序、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救济帮助贫困民众、稳定社会结构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宗教具有突出的三个特点,即新教是美国宗教中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宗教教派众多,美国宗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美国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美国虽然实行了政教分离,但宗教对美国政治仍然产生很大影响,宗教与政治不但从来没有分离,而且一直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共同为美国事业服务.     

拒绝天城的启蒙之路——论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1922年在中国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一次非基运动促使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形成排斥英美文化而亲近苏俄文化的心理特点;其次,这次非基运动也使得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忽略了英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中是包含有宗教人道主义这一脉络的;第三,中国的非基督教思想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批判是存在着差异的,它更多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救亡这条线索上展开的内容,在这条线索上论及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发展的影响,我们应当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书写。     

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精神在中国启蒙运动进程中的遗忘与回归

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关系。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救亡价值被充分实现而启蒙价值被贬抑;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文化改造—政治改造—社会改造的思想径路。在第二次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成为批判自身的工具,即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下的马克思主义被消解了对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应有的批判能力。马克思主义应回归永恒的批判精神。     

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

中国学界一般以"理性主义"来概括启蒙思想,并据此得出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结论。本文先分析启蒙思想在英国的代表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法国的代表卢梭的"情感主义"、在德国的代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揭示这三大思想家对基督宗教的正面态度;再分析伏尔泰等抨击教会的法国思想家对人文精神和基督信仰的态度;最后对比了启蒙思想的实践者即美国国父们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之不同,及其对两国革命与后果的影响之不同。文章反驳了上述流行结论,指出基督宗教不但为人文主义提供了神圣的核准,而且提供了必须的补充。     

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及得失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即儒学在思想、道德、宗教、价值观方面的表现,与儒学在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及政治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紧密关联和互动,不仅构成了儒学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的仁-礼思想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秩序结构的基础,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对社会治理的探讨。从思想与文化,社会制度与文明传统的角度来探讨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及意义,孟子继孔子之仁,发展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宗教伦理的思想基础。荀子继孟子之后改造了孔子的"礼"(注:孔子之"礼"关注社会秩序,荀子之"礼"关注政治秩序,是为改造),主张隆礼尊君,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统治思想的两条主线,即外仁政,内礼法。董仲舒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践中弥补了孟、荀对儒学发展的缺失。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交融式”宗教观研究

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生活在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动荡的时代.因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幻灭而产生的基督教精神复兴、拿破仑征服埃及引起的希腊文化复兴以及殖民化所带来的神秘东方文化复兴,都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直接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中出现的一种融合了基督教、希腊多神教、东方神秘主义等宗教因素的宗教思想,形成了一种"交融式"宗教观.这一宗教观既衍生了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歌,同时也是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     

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简论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观出自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虽然他们对启蒙的宗教批判持有不同的态度。基于相同的理性主义的立场,他们提出了目标一致的建立道德性宗教的主张,但在对宗教的性质的解释上却有所不同。康德将宗教看作是出自道德的需要,“上帝”是为了实现至善而设定的“公设”;黑格尔则把宗教看作与哲学一样都是纯粹的“思”,其目标是把握真理,“上帝”即是一种真理。他们的宗教哲学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忽视了宗教最本真的意义在于它作为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论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世俗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出了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民族文化的课题。反思传统文化要克服偏激 ,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非宗教性 ,以伦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 ,宗教与宗教理论相对不发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性是其致用性 ,不注重自然科学与原理的研究 ,而关心经世致用的为人处世之道。中国古代应用技术方面取得若干成就 ,但在理论科学方面几乎是空白。非宗教性与致用性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特征。这一特征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个隐修者的入世情怀——托马斯·默顿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自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的隐修传统经常被看成消极避世之举。美国特拉伯修会修士托马斯.默顿则以其对美国生活方式、正义战争理论和反战运动的论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传统看法。尽管修道者修道生活和社会干预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但并不妨碍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积极干预世俗社会并形成独特的社会思想。     

对新时期江西宗教文化资源开发的理论思考

江西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宗教生态旅游、开发宗教文化产业、努力推进宗教文化研究,不仅有利于增强我省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促进当代文学艺术的繁荣,而且可提升江西的区域影响力。鉴于开发宗教文化资源的复杂性,江西宗教文化资源开发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良性循环、经济效益与社会功能兼顾、宗教文化资源与其他文化资源共同开发以及挖掘宗教文化内涵与避免封建迷信蔓延相结合的原则。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

五四启蒙运动有三个问题值得重新评说:一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是与非。五四启蒙运动常常因致力于思想文化问题而受到非议,但作为政治革命之后的思想文化补课,五四并非"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这种选择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二是为什么反对"调和折衷"。这也是"五四"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极端化的态度,并非只是出自策略性的考虑,而是不相信调和折衷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只要面对文化冲突的实际,就会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是无法调和的。三是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从属和服务于救亡的。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启蒙运动虽然与救亡相关联,但它以人为出发点,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民族或国家。     

“启蒙”概念及其张力

启蒙运动是一个始于观念更新而及于自由实践的漫长过程,它唯一可以允诺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但它只是为现代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决定他们如何作出选择。启蒙并非自绝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而是这种传统中的异质因素的全面展开。"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启蒙史乃是理性自我理解、自我裂变的历史。然而,理性本身只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也造成了启蒙自身的张力。正是理性的误用造成了启蒙的偏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怎样进行启蒙。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了重续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们需要汲取法国启蒙运动的成功经验,更要汲取它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合理地对待传统,合理地对待信仰,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合理地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需要合理地对待理性自身。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与“五四精神”

从五四精神及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维度对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进行透视和诠释,就会发现这些歌曲中蕴涵着新的美学精神,它们不仅表征着一种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而且还代表着一种五四精神的文化形式。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启蒙主义的感召下,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二是在爱国情操的激励下,对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不懈呼喊;三是在平民意识的引领下,对流行歌曲的大众化和艺术性的积极探索。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它们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反映了在创始之初就拥有一份自觉的美学追求,这种追求中所包含的一些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文化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优秀的现代传统。正确分析评价和继承弘扬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蕴涵的五四精神,对于当代的流行歌曲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期刊。该刊内容丰富而庞杂,它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不仅对先进的中国人士有着启蒙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早日开启近代化,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报刊业提供了先进的模式,对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发展,不仅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世俗化的整体挑战,也面l临着基督宗教“后来居上”的挑战。前者使少数民族宗教的信仰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者使少数民族宗教的信仰生态产生危机。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的管理和引导,提升云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自身文明素质和信仰素质,发挥少数民族宗教的现代功能,建立少数民族宗教作为社会性和精神性资源推动民族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