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确认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权的思考

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权,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行政专横”和“封建专制”。本世纪初,当西方国家出现“委任立法”时,更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政府政治上走向反动的表现。循着这一概念,我国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绝对排斥了国家行政机关的立法权。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世纪反思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命题。中国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国家行政力量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力度远远高于扩大农民民主参与的力度;这种非均衡性已经成为国家力量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变政治“单轨制”为政治“双轨制”,使基层政权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     

走出困惑:关于行政概念的再思与再认

国内外学者关于“行政”的定义,错综复杂。在西方早就有“三权说”、“二分说”和“功能说”,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由于行政主体划分不同所引发出的广义狭义概念之分。产生这一局面的原因,学者们归结为多个方面,既有行政在范围和数量的内质原因,也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外部因素。本文认为,准确确立行政的内涵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必须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行政概念;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不同于个人或经济组织非政治、纯技术性的社会活动;行政是管理系统中一个子系统,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注意关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的范围,充分认识在这一体制下的行政特点。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19世纪文官制度形成时期 ,西方各国确立了“政治中立”这一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后来成为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文官体制的信条 ,各国普遍将“政治中立”原则作为公务员义务的重要内容写入公务员法中。　　追本溯源 ,“政治中立”植根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和两党 (或多党 )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 ,是在反对和改革“政党分赃制”的过程中确立的。早期 ,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一个严重问题 ,即执政党更迭 ,内阁变迁而引起的政府行政人员大规模进退和执政党上台后公开进行肥缺分赃 ,造成了行政人员的低效率和官员…     

市场化改革与国家管理的社会化

市场化改革中的国家管理社会化，对我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进程将产生深刻影响。首先，国家管理社会化所促成的“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的分离，蕴含了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政治意义。这一过程将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国家管理社会化最终形成社会对国家的有效制约，在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二元结构中把社会管理变成对行政权力的有力制衡物，使国家管理趋向法制化。     

民主、善治与公众参与——湖南行政程序立法在中国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主从政治领域的选举、代议走向行政领域，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具体行政行为等都打上民主参与的烙印；与此同时，强调双方协商沟通并达到社会共同治理的“善治”也渐渐有取代“管理”的趋势。这两个方面的社会进步，其实都集中到行政程序法治建设中。公众参与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最重要一环，是行政领域的民主制度，是达成善治的途径。《湖南省行政程序条例》的出台，是责任型、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从理念迈向具体的重要一步。从地方扩展到全国，从行政民主跨进政治民主，也许是符合国情的理性、稳妥选择。     

政治与行政:西方国家的实践历程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是行政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本文揭示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上所经历的政治化的行政、政治与行政两分、行政政治化和政治化行政等三个发展阶段 ;分析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紧张、冲突的关系以及短暂性和理想化的协调发展 ;指出了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紧张与冲突 ,在深层次上体现了植根于西方国家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中的民主与效率、有效性与合法性等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方法论意蕴——基于理想类型的分析

作为行政学理论大厦基石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对20世纪的行政学研究和行政管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该理论产生以来即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与批评,对其非现实性的诘难始终是行政学成长与发展的主题之一.在准确解读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含义的基础上,得到以下结论:政治与行政二分是行政学研究的“理想类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虚构,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使行政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建立成为可能.     

融合视域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检讨,寻绎出传统行政思想研究的生发途径与内涵框架,分析箴定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义理的生发实际上是因西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学术话语而产生,但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积极经世致用的特殊性格使然,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概念的提出虽似预设为一理念上的价值存有,实际上却是传统政治思想的具体运作,即此扮演传统政治思想的行政实践角色。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其实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体”“用”关系,在政治与行政分合价值与实践的双重范畴认知下,亦寓涵有一特殊的“月印山川”意像。在这一基础框架和理解视域中,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内部理路与实践效应,完成视域融合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系统性理论创构。     

论传统行政文化与政府能力的提升

政府能力是政府自身素质的综合体现,对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既包含着如“官本位”等对政府能力提升起消极作用的观念,也包含着如“和为贵”等积极思想; 在提升政府能力过程中,要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发挥传统行政文化内生价值机制的作用,构建现代行政文化。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应当注意“三态”问题

行政体制是指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形式及其权责关系和活动原则等一整套制度,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方略,就目前而言,要注意行政体制改革的“静态”、“动态”和“心态”这“三态”问题。     

从村民自治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继续推进村民自治,必须处理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与国家行政管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有赖于发展和完善经济、文化等诸条件,还要澄清对“重民”与“民主”的糊涂认识。当前应该推动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迈进,促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发展。     

转型期行政权力运作中的不虞效应及其防范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自己的重大作用.就必须解决好自身的种种问题.因而.正确把握社会转型期行政权力的特征,特别是防范行政权力运作中的不虞效应,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一、转型期行政权力及其主要特征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是国家一切行政现象的基础.要弄清楚行政权力的含义及特征,就不得不从行政权力的产生及演变情况说起.行政权力萌芽于原始社会的管理权.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产生而产生的,迄今为止大至经历了传统行政权力和现代行政权力两大类型的发展,及至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行政国家”现象.     

论国家所有权之"政治意味"于物权法中的去留

国家所有权无法、也不应在实质上廓除其“政治意味”,这不仅不应成为物权法调整国家所有权法律关系的逻辑障碍,反而是确保国家所有权所承担的公益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制度保障。代替所有权与行政权的分离的改革方案是,限制国家财产运行过程中的行政权力,加强国家法人治理结构的外部制衡力量。     

从民权政治的设想到民主政治的实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初探

一、民权政治—孙中山的行政管理思想孙中山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①。孙中山关于行政管理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民权主义”当中，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权在民”论。即国家政权归谁所有，谁是国家的主人？孙中山主张“主权在民”，“主民仆官”。他说：“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政府的权力，“不应…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旧中国市建制设置概述

“城市”和“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是指那些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方,是个地理、经济概念;它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是国家按一定的条件,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一种行政区域,是个政治、法律概念。作为一种行政区域建制,我国的市是在辛亥革命后才出现的。但是,最早将城镇与乡村在行政上予以区别,则是清朝末年的事。1905年,清政府派出专使分赴欧洲、日本各国,考查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制度。后于1909年1月18日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以府     

论“政治正确”统摄美国政治的负面效应

在当今美国,“政治正确”已成为一种在语言上判断对错的规范、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在社会政策上判断是否公平公正的尺度,它是美国各类左翼思潮的集大成者,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思潮,也是民主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当前,“政治正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统摄性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在政党体制上,“政治正确”造成了民主党居优而共和党处于劣势的非对称极化格局,限制了平衡的两党制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稳定运行的正面作用。在三权分立且制衡体制上,“政治正确”使文官系统整体“左”倾化,并与“深层国家”纠缠在一起,丧失了其在调节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制衡关系方面的功能,打破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动态平衡。在政治文化上,“政治正确”使美国原本相对统一的政治文化出现了撕裂及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动摇了政治共识的根基,进而使美国失去了政治制度稳定运行的文化基础。最终,“政治正确”造成的上述后果叠加在一起,使美国国家治理陷入政治分裂、社会撕裂、经济下滑等的紊乱局面。     

县域行政体制改革再探风向标

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联度、重要性,已渐趋共识。行政体制改革寓于政治体制改革之中,政治体制改革依靠行政体制改革来实现。广东顺德对党政机构大规模裁撤、合并以后的“大部制”初始运行（详见《改革》2010年第2期“中国改革蓝本”之“顺德政改试水”）,浙江温州对辖下5个镇级建制“撤镇改市”的大胆论证等近一个时期的典型个案,已具政改探路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