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说话艺术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影响

至迟在宋代,说话艺术就已相当成熟。受“小说家”说话的直接影响,产生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其演变过程为：“小说家”说话到“小说”话本,再到拟话本小说。说话艺术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决定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民族形式的基本特征。其中,对结构特征的影响,至为显著。一、小说体制的模式化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给读者最突出的印象,是小说体制的千篇一律。每篇小说都由楔子、正话和结尾三部分组成,文体以散文为主,穿插一定数量的韵文,极少例外。1．楔子说话业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说话人在正式…     

文人与话本叙事典范化

话本小说由发生、兴盛到定型,凝聚着中近古时代数百年间说话人和文人的双重智慧。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对说话人“捷口水注”的辩才和表演家数较多关注,而对文人化俗为雅、点铁成金的作用却较少用心,这势必影响把话本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品进行研究的深度。显而易见,文人在不同层面和程度上代表着、携带着中国丰富悠长的文化传统,他们对话本艺术的参与,既意味着对正统的叛离,又必然带来了对村俗的超拔。他们既接受了说话伎艺鲜活泼辣的感染,又使话本渗入了精致圆融的审美意味,从而逐渐纳入了中国书面文学的系统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人的介入和参与,就没有中国话本小说的精致化和典范化。     

从唐传奇到话本小说之嬗变研究

唐传奇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小说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1]宋人洪迈说：“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询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2]唐传奇对后世诗词、小说、戏曲、讲唱文学诸多文学样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唐传奇在话本小说中的嬗变情况加以探讨。话本小说包括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两者的划分，我们主要参照谭正璧《话本与古剧》、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欧阳健、萧相恺《宋元小说话本集》等书。话本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上古时代，已经出现讲故事的说唱文学，如《苟子…     

“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

中国话本小说普遍存在因果报应思想，这种观念不仅来自佛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上自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普遍具有的社会存在。反映在话本小说中一方面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利用话本小说的独特形式，以说话人身份穿插议论评述，经文人染指后更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话本小说果报观念宣扬了鬼神迷信思想，让受压迫群众安于现状不思反抗；在艺术上使作品容易流于人物塑造类型化，结构公式化的弊端。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思想，表达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理想愿望。     

宋代“话本”和唐代“说话”、“俗讲”、“变文”、“传奇小说”的关系

一宋代“话本”的出现,在我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上,标志着古典小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上继唐代说话、变文和传奇小说,下开后世白话短篇小说、长篇章回小说之端,思想内容和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它的内容比过去的文学作品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和市民阶层的生活、意识,把城市中社会地位比较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论话本小说的“韵”与“散”

话本小说韵散结合的重要文体特征源流较为复杂,除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之外,与其来源于＂说话＂艺术、文人个性等也有很多关系。＂韵＂与＂散＂主要存在于故事层和叙述层两个层面,并且其功能各不相同。话本小说中的韵文和＂说话＂艺术的随意穿插不同,大多具有叙事功能。韵散结合在话本小说里不单单是话语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维持其虚拟＂说、听＂交流关系下＂拟书场叙事格局＂的需要,是一种叙事合理性的符号。     

《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标题形式并非“仿话本”——略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

文章通过对宋元“说话”及话本标目形式和《青琐高议》《绿窗新话》文体性质的考辨,指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并非源于“说话”伎艺或话本的影响,而是部分文言小说集通俗化的产物,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话本小说的美学特征

话本小说,是小说的一个分支,之所以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彪炳千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准确而生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和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俗文学之一的话本小说,在建立自身艺术美学体系时,除了深深地植根于市民社会的广袤土壤、与人民大众呼吸与共之外,还在不断地探求新的艺术之路,形成了独特的、富有鲜明个性和无穷艺术魅力的美学传统。它具体表现为:小说的体制全、故事奇、结构巧、人物新、语言俗(通俗)。这些美学特征,是中国近代小说美学发展的     

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

最早的＂小说＂一词,实际上指的是文言小说。文言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不代表白话小说的审美自觉,白话小说的产生、发展与说书艺术密切相关。从说书艺术的渊源来看,说话艺术的出现应该早于话本,而话本创作是对说书艺术的模仿。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在内容上没有承袭前人之嫌,虽然它们的模式大都相近,但是其故事已经不再见于史书,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自己固定的模式和美学风格,可称其为一个文学流派。尽管它的情节关目颇具浪漫色彩,但毕竟是对真实的人与事的文学化反映,这正代表着它的成熟。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自觉审美创作便由此开始。     

城市艺术中的英雄

古典叙事艺术传统中，故事的主人公只能是“英雄”，即具有显赫地位、行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但当叙事艺术通过市民戏剧、话本、小说等形式进入到都市市民的艺术生活中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叙事作品中人物身份的变化。市民文学中的小人物与古典叙事中的英雄相比，重要的差别在于他们的性格和行动失去了重大的意义。城市文化越是发展，个人行为的意义就越是萎缩。在现代的大都市里，对社会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都已经越来越远离了个人行为的可能牲。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的无能为力状态在市民艺术所塑造的形象中却反转了过来。当代的通俗叙事艺术中常常可以看到“英雄”式的主人公，这种“英雄”的意义与我们所知的现实世界的意义关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实质上是一种现代人寻求庇护的幻想。     

晚清白话短篇小说叙事体制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起源于都市中的“说话”艺术,在“说话”艺术盛行的宋元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话本小说,它的产生奠定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基本的艺术形式。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独具风格的叙事体制。而这种叙事体制的产生,又是说书场上的具体条件所规定的,也是说书艺人根据当时的需要而采取的特殊手段。经过说书艺人反复的实际运用,证明它适用于说书艺术这种形式,于是被逐步地确定下来,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到明代以后,虽然“说话”技艺已经衰落,但明清的文人们     

宋代运河与话本的兴盛

宋代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城市经济特别是运河沿岸草市镇的勃兴,促进了作为平民文化和瓦舍众伎之一的宋代"说话"的产生。宋话本这一市民文学样式,其传播、发展与南渡等运河交通也紧密相关。宋话本不仅呈现了繁忙的宋代运河交通网络,其对运河沿岸市民营生的独特叙事也再现了较为真实的宋代运河都市图景。运河文化影响下的宋话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艺术价值。     

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发展环节——明代“文言话本”纵横谈

(一) 何谓“文言话本”? 本文是据《明清文言小说史稿》中的一章改写的。在《史稿》中,笔者已对“文言话本”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作了评述,这一部分主要是想谈“文言话本”在小说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它和文言小说、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猥亵小说以及古典戏曲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我所说的“文言话本”?为了简捷,就从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谈起。     

运河城市与明清通俗小说

商品流通给城市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宋代以后,运河作为经济活动的大动脉,为沿岸城市走向繁荣注入了活力,为市民阶层的壮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以运河为大动脉,运河城市在商品流通中促进了不同区域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话本及通俗小说的创作和繁荣提供了动力。两宋以汴京和临安为中心,话本在传播中受到市民的欢迎。古典长篇通俗小说的发祥地是运河城市,运河城市是话本及通俗小说的策源地和培育通俗小说家的摇篮。通俗长篇小说反映了运河城市兴盛的历史轨迹,给文学叙述增添了新的样式,成就了明清小说艺术的辉煌。     

“市井细民”的文学革命──简论宋代话本小说

中国小说的主流实际上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宋代产生的白话话本小说，实质上就是中国小说的起源。然而唐传奇也给后代小说的发展以影响，但由于文言文体，使其仍局限于“文人学士”的圈子里，隶属贵族文学，并没有形成多大的社会影响。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它们大多产生于民间，在民间发展后才被文人重视，接受并加以发展、改造。宋话本小说就产生于宋代“市井细民”之中，并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摆脱了“文人、贵族”文学的种种束缚，以“市民文学”的面貌展现了崭新的文学形式。宋话本小说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等闲视之…     

文人介入和盗贼系列话本小说的嬗变

盗贼系列话本小说指的是以盗贼为主人公的传记体话本小说。在它的故事演变过程中,文人的逐步介入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从一开始的文人缺席或无语到最后的盗贼导师,文人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小说中的重要位置。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促使小说中的盗贼品格越来越完善,从而能与社会形成越来越协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小说的发展命运,导致其最终消亡。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话本小说从说话艺人创作到文人创作的转变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欲望的凸现与调控——对“三言”“二拍”的一种读解

欲望的凸现与调控———对“三言”“二拍”的一种读解王宏图一、引言：作为内在文体张力的欲望的凸现与调控明朝中后期堪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繁盛的年月，话本小说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留存到今天的相当大部分话本作品成形于宋元时期，但它们的最后加工写...     

中和之美与诗的渗入——谈儒家思想对“三言”艺术的制约

从表面上看,冯梦龙的“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实际上,他对宋元话本予以改造,对明代拟话本亦也有所修订,以适应其政治思想与审美追求,所以“三言”是冯梦龙的一种改编与创作。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三言”中创作倾向的杂乱与艺术风貌的独特,并非因“编辑”包容百家之故,而是因为冯梦龙以儒为主,以释道辅之,又以市民意识冲击儒释道思想,诸种思想因素融合、矛盾所造成。 儒家对“三言”艺术的制约作用不仅限于造成“寓教于乐”的小说模式,而且表现为“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对“三言”艺术诸如美的形态、悲剧意识、喜剧意识的巨大影响,以及诗的渗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