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监察制度探究

源于我国固有的御史体制的台湾监察制度，以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说为理论基础，经过历次修宪后，台湾监察院之定位已由原来的“上议院”演变为“准司法机关”，最后定格为“国会监察史”，其职权主要涵盖弹劾权、纠举权、纠正权与审计权，虽具有独立之权威，但其功能却日益萎缩。     

论明代监察御史选任的五维建构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条"万里长城",监察官员历来被称作是"风宪""耳目"和"言路"之官。身为"风纪之司"的明代监察御史品秩虽不高,但权力极重,确有"使一县之众必由于令,一郡之众必由于守,守之权归于按察,按察之权归于天子,则天下如网网之相维、臂指之相使矣"之功。正因监察御史的作用不同一般,对其选授的标准也就更加严格。明代对监察御史的选任经过历朝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独具特色的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秦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最大化,其于终极价值领域的悬空为后代监察制度的德治取向留下了成长空间。西汉以降,监察制度的运行,除了遵从“政”之原则,还有兼具“教”的意义。宋代监察对隋唐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实行台谏合一,台谏制度成了党争的催化剂;明代以六科为代表的监察官员位卑而权重,在“癸巳京察”事件中出现的重大政治风波显示出明代监察体制“政”与“教”的失衡;清代的监察制度一度陷入以密折专奏为核心的异化监督,其根源在于君主极权的单线治理格局。“政”与“教”成为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价值取向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传统监察制度之流变亦映射出二者间极为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孙中山“五权宪法“与整顿吏治

孙中山主张在西方普遍实行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基础上,再加中国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机,希望通过新“两权”来制约官吏,整肃束治．解决挂着中华民国招牌之新政府交治败坏的问题。孙中山对考选权、监察权的强调,正是重视对政府用人和官员行为的监督、限制。这既是治疗当时中国政治顽症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近代民主精神的重要体现。     

“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之比较

孙中山先生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五权宪法”理论。“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五权和三权的形式上，更体现在理论基础、实现方式以及制度设计的理念等方面。     

汉代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及其权力演变

司隶校尉是汉代国家的监察官,集中央监察与地方监察于一身,集监察权、治安权、领兵权、议政权、荐举权、社会事务管理权于一身,权大位重。但是这些权限不是初设即有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监察的地域范围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固定到固定的演变过程。这表明二者之间有其必然的联系,对"京畿七郡"特定区域的监察,揭开了司隶校尉权力演变的内在原因。     

台湾地区“物权法”新修正之评述

台湾地区“立法院”于2010年1月5日修正了“民法”用益物权和占有章。用益物权和占有章所修正的内容体现了法律现代化的要求。在用益物权章,修订了地上权的规定,鉴于土地立体利用之需要,增订区分地上权;废除永佃权的规定,增订农育权的规定;地役权章的修正非常大,鉴于需役及供役之客体已经从土地扩张至其它不动产,为符合这一变化,将“地役权”之章名修正为“不动产役权”;此外,关于占有的修正,增订了占有权利推定之例外规定;修正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等。     

新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理思考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研究要发扬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做管用的学问。本文通过“改革目标不能偏”的问题之思,探析监察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通过“工作职能要跟上”的内涵之辨,证成纪检监察一体运行的制度价值;通过“各项规则要跟上”的运行考量,提出监察流程和管控机制周延完善的一孔之见;通过“配套法规要跟上”之立法检视,为《监察法》与相关法律衔接提出建言;通过“协调机制要跟上”之实践观照,破解反腐败合力聚成的难题和梗阻。     

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论检察权的宪法定位

作为被宪法赋予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权的性质和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成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中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具有根本性,因此,应从宪政体制中寻求检察权的理论依据.     

试论唐中央行政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察机构的授权主体由皇帝逐步转向宰相.宰相利用制度监督监察机构,利用职权打击监察官员,并通过争夺监察官员的任免权,控制监察机构.从而削弱了监察机构的权力.     

从思想到举措:中国防治腐败有效性提升研究

中国正值转型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腐败即为其中之一.根据西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转型期的腐败是很常见的现象,但要战胜这种困难得下大功夫.针对腐败问题,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有必要从思想到举措全方位地研究中国腐败问题,以西为鉴,特别是北欧、美国等国经验;继承和发展历史经验,尤其是汉唐盛世的监察经验;学习同为大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韩国等国经验,厉行法治,深入改革,提倡道德防腐,加强完善与腐败相关的立法,提高防治腐败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削减公权 ,减少政府干预 ,理顺监督体制和发挥经济手段在惩罚腐败中的作用 ,可以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提高反腐败资源的效益 ,从而提高对腐败问题的惩治概率和处罚力度 ,减少腐败产生机会 ,提高腐败所付出的成本 ,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论唐宦官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前期的监察效率较高,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于权力中心的特殊个体宦官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唐中后期宦官专权,逐渐从监察机构手中夺取了监军权、知馆驿权和推鞫权等,从而致使唐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     

论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与作用

中国宪政体制确立了人大主权和机关分工的原则,全国人大总揽全部国家权力,制定宪法,依分工原则设立不同的国家机关,授予不同的宪法权力,检察机关是其一。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地位平等,互不隶属,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从建国至今,检察机关组织法几经变迁,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制定后,检察机关被认为不再享有一般监督权。此观点有违宪法的原意,现行宪法并未剥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检察机关享有完整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实际工作以打击各类犯罪为主,具有维护政治、社会和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功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的政治功能被不断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未能全面彰显。这是今后检察工作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     

论民主与构建和谐社会

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和谐社会。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也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民主化的进程相伴随,没有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则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民主化的程度决定着和谐社会的和谐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程中,要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话语权、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     

独立董事制度质疑与公司监控机制的完善

我国证券管理机构在上市公司中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意向 ,忽略了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制度差异 ,也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监控失灵、法人治理水平落后的局面 ,必须优化监事会功能 ,进行监督制度的创新 ,实现监控模式由内部单边监控向内部和外部多边监控的转变。     

新形势下我国监督机制的创新研究

新形势下,我国监督机制存在以下缺陷:监督意识淡薄;监督体制不顺;监督权受制约;监督法规不健全等等。对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创新我国的监督机制:狠抓“三个代表”教育工作,提高监督意识;理顺监督体制,提高监督效率;监督权脱离执行权,确保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健全监督法制,严格实行依法监管;完善监督体系,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