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私人藏书价值观

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活动经历绵绵数千年，虽然累遇兵乱水火之难而不中绝。其中一些良好的藏书传统和道德风范值得今人借鉴。一、诵读之资学问之本藏书的价值是什么？清代藏书家张金吾说：“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爱日精庐藏书拉）可见，满足求知欲汲取知识是古代私人藏书的原动力。读书要有书，藏书为读书。苦于读书不便就要自我储存。苏武描绘当时读书人，欲求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见（苏东坡全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的情景，反映了读书人藏书的普遍心理。；。当然，在利用藏书治…     

台湾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伐檀集》校勘举要

台湾商务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宋黄庶撰《伐檀集》诗文二卷,淮南马裕藏本。马裕所藏此集,是何版本,已不可考。《四库全书·凡例》称:“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并“论其刊刻之异同,编次增刊之始末,著是书之善否而已。盖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袭旧文;无可复议者,亦不敢横生别解,凡以求归至当,以昭去取之至公。”但我们以文渊阁本《伐檀集》(以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晁公武“守”的是“荣州”

商务印书馆1980年8月修订本《辞源》〔四卷本〕第2册第1435页《晁公武》条下说：“守营州时,撰《郡斋读书志》,二十卷。”(亦见该馆1988年7月版《辞源》合订本第776页)按：“营州”误,应是“荣州”。清同治三年(1864)版《嘉定府志》卷46《艺文志》所收《晁氏读书志二十卷》条下说：“晁公武撰。”又引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公武得南阳公书五十箧,合其家旧藏,得二万四千五百卷。绍兴二十一年,守荣州,日夕校雠,每终篇,辄论其大旨,所发明有足观者。”又同书卷21《职官志》：“晁公武,钜野人。绍兴中,荣州刺史。”又32卷《…     

民间藏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

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张金吾曾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卷首自序）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藏书与读书》中写道：“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余三定教授《民间藏书四题》《藏宝不如藏书》等谈到“我国自古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学者藏书既有助于学者的学术事业和人生,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做贡献”。     

《名山藏副本》和作者齐周华其人其事

过去文人的著作,认为不便公世的,援用司马迁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而题名为《名山藏》的不乏其人.明李贽的《藏书》和《续藏书》,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希望作品之能传世,以“藏”名书,都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名山藏副本》一书虽不见于《禁书目录》,但在清代也在“违碍”之列,外地人是不易见到的.     

我国图书館学的奠基人——郑樵

<正> 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出现于汉代。汉兴,除挾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到了武帝时候,政府曾下令征集图书,并建立藏书的馆舍,设置写书的官员。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因此在政府方面,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庭方面,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是距今两千多年的事。其后,每次改朝换代,国家图书馆一直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重视,但对图书馆工作提出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则始于宋代的郑樵。他在《通志总序》中指出: “册之藏,不患无书,校仇之司,未闻其法。欲使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仇略》。”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赵琦美校语研究

赵琦美在录校《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时,留下了大量校语.从现存校语看,赵琦美录校《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主要作了校勘、考证、评价三个方面的工作,体现了赵琦美崇尚古本、讲究词采、注重剧本文学性的杂剧校雠思想.其工作和校勘思想,在今日杂剧校勘中仍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朱溶及其《忠义录》试析

清人朱溶及其所著《忠义录》一书,八卷。本文拟以较有特色之卷七《表忠录》为重点,兼及其他各卷,对其书、其人试作初步探讨。一、《忠义录》一书的版本、目录谢国桢说《忠义录》“记明季死节之士”,记“江南各地忠义之士,尤为详允”。朱溶其书“凡例”曰“是书悉记明末殉难诸公,一、二卷寇乱殉难者”,“三卷至八卷清兵殉难”;或其人“虽非殉难,而鞠躬尽瘁死于军中者,不可谓非忠义也,并采而著之。”这部书,见到三种清抄本: 1.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本”三册,以下简称“南本”;还有“天尺楼本”,仅抄“南本”两卷,并毛奇令序,以下简称毛序。2.浙江图书馆藏抄本,六册,简称“浙本”。     

如何读经典释文

1934年去北京,在北平图书馆见九家校本《经典释文》,即托贺君昌群用通志堂本觅人照写一部。过南京谒黄季刚先生,谓我当作《广韵疏证》、当读《释文》,并语殷孟伦用丛刊本临写先生过录吴梅代藏刘履芬众家校本,次年先后得到。又三年在巴县红糟房乡寓,用两本互校,遂注其同异于孟伦本之眉及行间,同者注云“北馆本同”,异者则云“北馆本作某”;北馆本《尔雅》二卷缺校。42年殷焕先承罗莘田先生命。手     

《娱书堂诗话》版本源流考述

南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保存了大量时人诗作,尤其是江西籍诗人的作品,不仅可为《全宋诗》补苴罅漏,且有益于两宋宗室文学创作的深入研究。是书传本罕见,书名亦经改易,元明之际未见刊本。《四库全书总目》所收为范氏天一阁藏一卷本,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四卷,今通行本皆以清《读画斋丛书》所收二卷为底本,实因未见国立台湾图书馆藏汲古阁本《娱书堂诗话》四卷。     

略论《诸儒鸣道集》

《宋史·艺文志》载:“《诸儒鸣道集》七十二卷,濂溪、涑水、横渠等书”。《郡斋读书志附志》云:“《诸儒鸣道集》七十二卷,右集濂溪、涑水、横渠、二程、上蔡、龟山、横浦诸公议论著述也,于中有江民表《心性说》一卷,安正《忘签集》十卷,崇安《圣传论》二卷”。《诸儒鸣道集》藏本今只有上海图书馆所藏宋端平中黄壮猷修补本和北京图书馆所藏影宋抄本,其中所收宋代思想材料都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因此,这部书对子研究宋代思想,无论从内容或版本上看,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北京图书馆藏影宋抄本卷首题有:     

跋清正谊堂刻本《周易订疑》

《周易订疑》十五卷，题“乐陵董养性迈公辑著”，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下刻“正谊堂”，封面刻“正谊堂授梓”。钤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印记。南京图书馆藏。按《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存目有《周易订疑》十五卷《序例》一卷《易学启蒙订疑》...     

《明宫史》的编者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史部·政书类二”: “《明宫史》五卷,内府藏本,旧本题芦城赤隐吕毖校次。毖始末未详,盖明季宦官也。”同书卷一二六“子部·杂家类存目”: “《事物初略》三十四卷,明吕毖撰。毖字贞九,吴县人,是编成于崇桢甲申。”按:曾见承德堂版《世说新语补》,前有康熙丙辰(1676)章绂序,略云: “云间何元朗仿《世说新语》为《语林》,甚为当世所称。但其词错出,王弇州麟洲又取而删定之,改名《世说新语补》。几百年来,家弦户诵,棃枣不啻数十易,惟吴兴凌初成原刻,悉遵古本,分为六卷,附以弇州所订,自为一帙,名曰《鼓吹》。吴门吕贞九先     

《四六膏馥》与南宋四六文的社会日用趋向

南宋书坊有所谓《四六膏馥集》,选录杨万里、李刘二人四六文之所谓“膏馥”者编类刊出,实不过为社会日用书启提供范式,流传绝少。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得七卷,置于类书类存目中,故亦少有注意者。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四六发遣膏馥集》,凡四十卷。篇幅既远多于四库之著录,内容又正反映了四六文在写作上由北宋之淡雅自然,渐变为南宋之工巧繁碎,而在社会应用方面又日渐实用化的趋向。书中分类摘编的对句与长联,又透露出宋四六与对联的密切关系。     

读写,养生之道

古人云:“勤于读写,利享康寿也。”此说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读书写字可以移情易性,振奋精神,延缓大脑衰老,有助强身健体。自古以来,许多智者便把读书、抄书、著书与养生结合起来,得益匪浅,年轻雄壮而年迈弥坚,长寿令人羡。 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孔子“读《易》,韦纶三绝”,自幼伴书、笔直至年逾七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十岁便诵读经籍,后博览皇家藏书”,笔耕不辍,入狱还撰《史记》,心之所系,历时十七载。     

《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是书甲、乙两部最初刊布在1913年《不忍》杂志,继而长兴书局将此两部刊印成单印本,书名《大同书》。康有为自序:“此书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今先印甲乙两部,盖已印《不忍》,取而印之,余则尚有待也。”至1935年其弟子钱定安才将全稿交中华书局出版。钱定安序曰:“……是书凡十卷,前二卷早已印行,余均草稿。在甲戌,由武进蒋竹庄先生之介,获交舒君新城于中华书局谋梓以行世,盖距先生之卒已七易寒暑矣。安定抚坠绪之茫茫,独怆然而涕下,爰为校订其书。既竣,并为钩元提要,弁言简端,以告世之读是书者。”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出版说明云:“这次重印,除上述各本外,又从著者家族那里借到一种抄本。我们参照各本和上下文义,对于最显著的错误加了一些订正。”表明当时主要以家藏抄本为主与已刊本互校后印出。     

《四库全书提要》评黄庶《伐檀集》不可尽信

黄庶,是黄庭坚的父亲。历代评述黄庭坚的家学渊源,有云:“庶为山谷之父,江西诗派之所从出,读山谷诗者,不可不溯其先河也。”(李之鼎跋《伐檀集》)又有云:“公,山谷公父,今读其诗文,雄奇峭拔,令人意境一新”,“愈识渊源之有自”。(胡镌德《伐檀集》跋)但黄庶宋史无传,仅《艺文志·集类》书目中载,“黄庶集六卷。”而元、明以后,公私藏书都无此书目,可见早佚。今只有他的《伐檀集》二卷传     

论四部丛刊《丹渊集》版本及其渊源

一四部丛刊《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附录一卷,系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汲古阁刊本。书前有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吴郡(江苏苏州)钱允冶①撰《吴郡重刊文湖州<丹渊集>序》,足知汲古阁本与钱序刻本之关系。钱序后,列崇祯四年辛未(1631)海虞(江苏常熟)毛晋②之叙文,说明汲古阁本之缘起及时间。每卷首页开始,顶格标出书名《陈眉公③先生订正丹渊集》,接下提行低四格载撰者及参校人员。     

书院藏书考略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的集贤书院和丽正书院。然而，当时的书院，乃是国家藏书与修书的地方，正如袁牧在《随圆随笔》卷十四中所言：“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集贤书院、丽正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而后，一些讲学育士的场所也开始以“书院”命名。如：“乐林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二）．据考，唐代其他各地尚有此类书院约二十余座。这些场所之所以也称之谓“书院”，究其原因，盖皆有藏书故也．所以，书院虽为一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古代一重要的藏书机构。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