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殷人疾病观念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在"重巫文化"盛行的殷商时期,殷人已经具有了朴素的疾病观念。从出土的甲骨卜辞分析,可以把疾病起因分为三种类型,即"天帝降疾"、"鬼神作祟"和"蛇虫致疾",这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医巫同源研究

"医巫同源"是祖国中医发展程途中的重大文化现象。其涉及我国古代哲学、宗教、民俗、医学、心理、政治以及天文历法等诸多层面,惜乎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巫、医不分是战国以前确乎存在的客观现象。战国时中原虽说巫、医有分立现象,但巫、医通兼现象仍然实存;楚地南国巫、医从来未曾分离;战国以还,扁鹊、张仲景及《内经》作者,虽然倡言不可纯信巫术疗疾,但亦从未全然否认其实效。整个古代,巫觋或巫术在医学领域的地位、作用始终未失。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 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 :圣人由巫演化而来 ;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 ,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 ,也就是说 ,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 ;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和“圣人” ,有深刻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原因和独特的社会经济根源     

表征与隐喻：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及其主题阐释

中国古代的疾病叙事由来久矣,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在经史典籍中的疾病叙事向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事的演变过程中,疾病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已突破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一基本含义,开始作为喻体来指代各类有损国家利益的因素。疾病叙事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内容属性上有实笔与虚笔之别,前者可称为写实型,后者可称为隐喻型。两种笔法对应着不同的主题表达,一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表征,一是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具体包括了个体层面的道德隐喻、命运隐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隐喻。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因果报应观念成为小说叙述中道德缺失导致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相反,道德的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愈。就命运隐喻而言,一些明清小说名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绘了精神性疾病的具体病症表现,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就政治隐喻而言,晚清小说家往往用疾病来比喻满目疮痍的中国现状,批判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之弊端,提出改良国家之方案。以上三种类型,就疾病叙事的内容而言,包含了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就作品题旨而言,则又交错着"病""医""药"的三重隐喻。最后,可以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观念两方面来阐释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极为深湛的文化意涵。"天人合一"说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违背自然规律将是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医儒同源"观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医儒之道本自相通,治国与治疾原理亦可相通,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乃是两者合流的结果。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昭示后人: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不止在于医人之病,更在于医世与医国。     

明清女性的疾痛审美及社会文化意义

疾病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经由病人的解释、叙说完成。明清女性在文化传统、社会礼仪、公众期待等因素作用下，构建了属于她们的“疾病”空间。具体而言，疾病催生其审美和创作的潜能，疾病之殇化作文学艺术化的“意趣”之物，彰显了善病工愁的“闺阁风流”。这种闲赏品味疾病的方式，暗含着书写的疗愈功能。一方面，她们视诗歌为具有“悬置”与“净化”功效，驱除疢疾的灵药；另一方面，她们以病骨锻造诗骨，在奇险或清恬的诗境中缓释疾痛。此外，疾痛的语言亦诠释着广泛的社会意义。她们将婚姻生活和道德规训转化为关于身体障碍的话语，晚清的医疗卫生观念、强国保种之说亦成为病体的生理感觉，昭示着疾病书写模式的转换及新旧文化的裂变。     

“巫医”小考

韩愈《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中的“巫医”,现在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释为巫者、医者两种人;一种主张释为一种人。后一种意见带普遍性。到底怎样训释妥当?让我们先稽考一下“巫医”流变情形。在春秋以前,“巫”、“医”两种职业联系密切,清人刘宝楠在《论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下注曰:“言巫医之事,皆能治疾”(见《论语正义》)刘向《说苑·辨物》云:“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从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     

宋、鲁文化比较研究

宋、鲁文化比较研究李玉洁先秦时期，宋国是殷人后裔微子启的封国。宋文化直接承继殷人，反映出殷文化的特色。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直接承继周人的制度和习俗，春秋时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但鲁国的封地在今山东曲阜一带，是周公东征后所得到的奄国故地，这里曾...     

试论苗族巫文化对苗族舞蹈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积淀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苗族巫文化对苗族舞蹈的产生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在巫文化的影响下苗族舞蹈可视为不同形式的巫术行为。二、舞蹈是苗族巫术鬼神观念的载体。三、苗族巫文化体现于苗族舞蹈的内容与形式中。     

《论天人之际》与《说巫史传统》述评

针对余英时先生《论天人之际》与李泽厚先生《说巫史传统》论述从巫文化到孔子“仁”的“轴心突破”,提出五点评述意见：1.“仁”起于情而非情,乃道德律则;孔子“仁说”乃社会大变动所致;2.中国官方巫文化与古希腊不同;3.“德”的历史考察;4.《周易》完成了由“巫”到“数”到“德”的转化;5.中国古代“天人”亦是“两个世界”。     

食物对抗疾病谁能更胜一筹

中医认为“医食同源”,很多中草药既可作为治疗疾病的药物,同时也是很好的食品。食物与疾病之间的对抗,看看谁更胜一筹     

麽经布洛陀灵感文化特质初探

以麽经布洛陀为对象,思辨“麽”与“巫”是否同一性:对“巫”与“灵”与“咸”渊源追溯,阐述“灵感文化”的源流;对麽经布洛陀内涵灵感文化特质进行探索归纳为五个方面;初探归纳:“壮族麽经布洛陀”是“越巫巫经布洛陀”,或是“瓯骆巫经”,提升其历史积淀价值分量,包容越族大系各支系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与遗产。     

我国基层慢性病医防融合的多种实践形式与推进障碍

破除“医”“防”之间的隔阂,实现医防融合成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关键举措。各典型地区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为突破口,推进基层医防融合的实践工作。文章总结了各典型地区的疾控指导+“市—县区—社区”联合体、行政统筹—科室负责—家医履约、整合型慢性病防控小组的三种实践形式,并且认为缺乏全环节整套医防融合政策供给、“医”“防”各方机构职能分散重叠、现行医保支付方式、医防融合运行的绩效评价尚未建立、卫生信息资源联结不足等阻碍了基层慢性病医防融合,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促进基层慢性病医防融合的相应策略。     

周公关于“天”的思想

作为人们观念上的超自然的主宰——天,是到西周时才出现的。殷商时没有这样的“天”;具有同样宗教意义的神叫“帝”。郭沫若先生说:“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会称之为天,天字本来是有的,如像大戊称为‘天戊’,大邑商称为‘天邑商’,都是把天当为大字的同意语。”(《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殷商的帝是怎样产生的,含义何在呢?“殷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氏族,万氏还在图腾信仰的时候,殷人就有了祖先的宗教,依靠这种信仰的主观因素,殷人全族出征,常战胜了(工口)方、土方、马方等部落。因此,祖先神显然比动植物图腾的旗帜是更有力的观念武器……另一方面看,殷代社会保存     

蒙古族巫文化与红山文化

将蒙语“巫都根”与汉字“巫”进行比较研究,可知汉字“巫”是从蒙语中借用来的。再把蒙古族巫文化及其特点与红山文化的独特之处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红山文化是蒙古族巫文化的结论。     

宋代"信巫不信医"问题探析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巫医的欺诈,以及医药事业尚不发达和不普及等原因,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与此同时,两宋政府以及官僚士大夫对巫、医态度的变化及其禁巫兴医等措施的施行,凸显了信巫不信医问题的严重性,故而在文献中记载较多.事实上,宋代的信巫不信医问题在总体上较前代已有所缓和.     

从巫祝用“土”到以“土”为药论——兼论马王堆医书巫祝用土

土居中央,布气四方。其在中医文化领域,区区块垒之土,亦可以小见大,显出巫医同源异流之路。考古出土与传世文献证实,土之妙用,的确走过一条巫用为主,巫、医并举,引“土”归药的演绎心路。是为祖国中医文化由蒙昧巫医走上理性医学的升华之路。     

殷人不北来

近人论中国古民族,受王国维《有易考》一类文章影响,皆以为殷人的发展为自河北易水流域向南。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据《竹书纪年》“王亥宾于有易”之文,推定王亥之世殷人都邑即在易水沿岸。更有人见殷人鸟图腾,多与松辽流域、朝鲜半岛诸古民族同,进而推断殷人发祥于朝鲜半岛,沿海南进,至于河北地区,复自河北转迁黄淮之间。 这种推断,皆与史实不符。 有易部落本非今河北易水流域居民,而居牧于河南嵩山地区,与“有洛”等伊洛流域部落为邻,说详拙著《说有易》,不复述,以下仅论殷人不自北方来。     

殷人致疾及疗疾方法新考

走出原始的蒙昧而步入奴隶社会的殷人非常迷信而且崇尚鬼神,其心中盛行的是鬼神降疾的迷信观点.与此相对应,祭祀求神除病是占主导地位的治疗方法.随着殷人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他们对某些疾病也有了一定合理的解释,认为风寒致病、酗酒伤身等.同时也掌握了一些科学的治疗方法.尽管殷商医学中含有大量迷信落后的成分,但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各地相比,其医学还是相当发达的.     

从先秦文献资料看巫与文化的关系

春秋以前,巫与文化混同在一起,很难将二者截然分离开来。实际上,文化不仅从属于巫,并完全包含于巫之中,严格说来,应该是巫文化,一切文化形式不但带有巫的色彩,而且还藉助于巫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由于“巫事无形”,是神鬼与人世间的沟通者,最初的文化正是作为沟通手段而出现的。沟通手段日趋繁复,遂导致巫本身的分化。及至殷商时期,业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 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 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